影响刑事裁判可接受性的因素解读

刑事判决具有可接受性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认同并服从该刑事判决的前提,是刑事判决社会控制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在刑事判决的形成机制系统中,裁判主体、裁判依据、裁判机制、裁判风格和裁判环境等系统因子是影响刑事判决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进行系统、深入地分析,旨在促进刑事判决形成机制的完善以及增强刑事判决的可接受性.     

刑事判决合法化的路径：以公众为中心

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中，刑事判决的合法化是指刑事判决获得公众认同和服从的过程。以刑事判决为中心来考察。刑事判决的合法化就是刑事判决通过其形成机制正当化的建构和运作来获得公众认同。而以社会公众为中心来考察，刑事判决的合法化问题，就是如何使社会公众接受并认同现行刑事司法制度环境中形成的刑事判决。社会公众对刑事判决的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就认同这一心理机制而言．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法律信仰程度、对审判的信赖程度及其认知水平等，都是影响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刑事判决合法化。就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影响因素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公众对刑事判决的认同。     

刑事判决理由解读——以判决书结构和先例规则形成为视角

刑事判决理由是刑事裁判文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应当突破传统研究的视角，从刑事判决书结构和先例规则形成的双重视角来解读刑事判决理由，展现其多重方面的特征和意义，纠正对刑事判决理由的单一化认识，拓展研究视野。在双重视角下对刑事裁判理由的分析，不但丰富了我国刑事判决文书改革的理论内涵，而且还为将来我国刑事判例制度的建构提供了技术支撑。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诉求

在现代社会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是审判机关所垄断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刑事审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权力,社会控制是这种国家权力的一种基本功能.相应地,刑事判决也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这种社会控制机制的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刑事判决强制力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刑事判决能否得到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等)的认同和服从.因此,刑事判决必须获得合法性.     

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的基本范畴探讨

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是评价主体对刑事判决合法性及其程度的一种判断活动,它对于整合刑事判决合法性认识、提升刑事判决的品位以及促进刑事判决形成机制的合理建构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的主体包括冲突主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社会公众。刑事判决合法性评价是经验评价和规范评价的统一,在经验层面上,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评价的标准是服从,而在规范层面上则以是否符合正义为标准来对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进行评价。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以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为中心

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是诉讼证明的核心问题 ,也是证据理论和证据规则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主要来源于程序的正当性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则更多地来源于裁判事实的“客观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无法为证明模式的建构提供指导 ,也难以为证据规则的设立提供合理的解释。适当借鉴实用主义哲学的合理因素 ,是重构我国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可行途径。     

中国的刑事裁判执行监督制度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国检察机关对生效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刑事裁判执行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权能之一．     

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之反省

以“公众意见能够取代法律标准”为核心的裁判可接受性概念，实际上是以下两个方面的统合：一方面，公众意见能够被转化成正当化理由，因此才能取代法律标准成为裁判依据；另一方面，司法民主化要求司法裁判必须反映公众意见。但是这两个要素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公众意见难以转化为规范性的正当化理由；第二，司法民主化可以分为直接民主化与间接民主化，并且间接民主化能够更好地与现行民主制度、裁判者的司法义务等要素保持一致，但是裁判可接受性概念中的民主化只是直接民主化的体现。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裁判可接受性概念缺乏存在的恰当基础。     

法官的法理认同及裁判说理

司法裁判运用法理说理必不可少。法理说理既是法官自我认同的表现,也是当事人和公众认同裁判所必须的,更是司法裁判在法律框架秩序内回应民意的重要手段。法官运用法理说理,可将法理融于法律方法之中,对得出裁判规范的过程进行解释、考量和论证,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法理说理应辅以修辞学方法,充分考虑当事人和公众的心灵、情绪和情感因素,以增强裁判的社会认同度和可接受性。     

略论刑事申诉的主体

刑事申诉主体,是指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再审要求的人。研究刑事申诉主体,对于完善申诉机制,确保确有错误的裁判及时纳入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维护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规定是不同的,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     

阳光下的公正对褚时健贪污案刑事判决书的评析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材料。──《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引起世人关注的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等人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罗以军有期徒刑14年、乔发科有期徒刑5年。一时间，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刊物…     

比喻在司法中的适用与原则——“半影”的得失与启示

比喻是司法裁判中一种重要的技艺,它能够弥补逻辑推理的不足、增加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但它的适用必须特别审慎。比喻在美国联邦法院推定隐私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种适用有得有失。其"得"体现在经由比喻推导出了隐私权;其"失"体现在论证过程的不甚严谨且造成高昂的机会成本。在司法裁判中运用比喻时,至少应考量历史与传统、现实与社会、远景与近景等因素,以期能够达成一个有效而合理地衔接过去与现在,既能满足现实需求,又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的开放性裁判。     

论民事判决理由的可接受性

民事判决理由乃是司法者对其行使审判权作出裁断结果的说明和阐释。民事判决理由的可接受性已成为衡量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内在品格。民事判决理由的可接受性关涉到法官适用的裁判规则、判决理由的受众主体、判决理由的程序性以及判决理由的语境要求等要素的妥适配置。     

在先民事判决和在后刑事判决认定事实冲突时的处理

【裁判要旨】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判决在先而刑事判决在后的情形下,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左的,应当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在先的民事判决予以纠正。■案号一审:(2009)津法民初字第1700号再审:(2011)渝五中法民提字第13号     

让评议成为推动工作的动力-洛南县人大常委会评议“一府两院”工作侧记

裁判难、执行难已成为影响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对这一问题将采取什么措施？高考上线人数已由全市前两位退到后三位，请问如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现象频发，如何强化这一工作？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协调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强化行政审判协调机制，依靠执行联动机制形成解决裁判难、执行难的强大合力。     

内蒙古法院“以下犯上案”真相披露

近日,媒体曝光了这样一起案例：内蒙古鄂托克旗法院在新近的刑事判决中,否定了其上级法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在先前的民事裁判中认定的事实。     

合议制决策功能的实现模式及其完善——兼对合议庭独立审判权的现实解读

合议制由多人参与案件审理,并通过群体决策的方式作出裁判,能有效避免独任制审判中法官个人的知识缺陷和单一价值取向,从机制上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和裁判的可接受性.合议制是我国审判的基本组织形式,合议制审判作为一般原则在三大诉讼法中均得到确认.然而,合议制的运行效果并不尽人意,理论界对合议制流于形式、形合实独,以及审者不判、判者...     

判决书中的法律论证

在对法律公正的憧憬中,法律是值得信仰的,但在当下判决书中经常看到的多是武断与掩饰,八股式文体的判决书缺乏充分的论证,让人看不出判决或改判的理由。在走向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份阳光下的判决书,一份有着严密论证、详尽说理的判决书,一份旁征博引、法理透彻的判决书。判决需要论证,据以形成判决的“法律”更需要论证,不经过论证的“法律”缺乏正确性和可接受性。裁判文书中对论证理论的运用,为裁判结论的达致提供技术性支持,为裁判结论形成过程中个体的价值判断提供规范性的规则与方法,在整个国家制度建构中有重要的意义。     

“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