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模式的转型

司法过程的性质和不断涌现的现代型诉讼决定了现代法院不仅履行传统的纠纷解决功能,而且有必要承担制定公共政策的功能。尽管该功能已经引起我国许多学者的关注,但是他们往往更加在意公共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而很少关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正当性。总结现代法治经验,无论是直接解释或创制法律,还是在裁判结果中间接表明公共政策倾向,现代法院都遵循在司法程序的轨道内制定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制定公共政策,不仅违背了司法权的行使方式,而且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相悖。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应该放弃现行的司法解释方式,在改革现行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确保其通过司法程序制定公共政策。     

论我国法院公共政策创制功能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国家,法院通过违宪审查、创造判例和法律解释三种方式发挥着重要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而在我国,法院无权进行违宪审查和创造判例,同时也不享有法律解释的垄断权,因而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还比较脆弱。要建构我国法院的公共政策创制功能,就必须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和判例制度,并赋予法院在法律解释上的垄断权。     

法院制度功能之比较研究

法院制度之功能经历了历史演化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 ,现代法院的地位、作用和传统法院相比较 ,有更加明显的变化。本文运用结构———功能的方法探析了现代法院制度和传统法院制度的异同 ,指出两种类型的法院制度在纠纷解决这一直接功能和社会控制、权力制约、形成公共政策等延伸性功能方面表现出来的变化 ,值得关注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如何执行公共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意见为分析对象

法院不仅仅具有适用法条解决纠纷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根据具体情势去准确、恰当地适用法律从而推进公共政策得以执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公共政策对于保障公民生存权的的确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能动主义的司法哲学。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司法文件与国务院办公厅制定的相关文件呈现出亦步亦趋的特点。这种一一映射式地线性执行方式建立在社会功能分化不充分的前提上。法律系统应当是社会功能分化的一个独立的次系统,其运作应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过程。就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而言,法院应当首先保持一种较为克制的态度,并通过宪法这一结构耦合机制形成司法在自治前提下的开放性。     

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     

法院政治功能的实现机制

现代法院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应当在监护国家体制、制约权力、维护宪政制度、形成公共政策等方面发挥强大的政治功能。由于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等国家权力的架构和相互关系,涉及民主宪政之保障,法院政治功能的实现需要独立的司法体制、专业的法官配置、高度的司法权威和畅通的政治渠道等制度和条件的支撑。     

当代司法国情条件下的高级法院功能研究

一、引言关于法院功能的定位与研究,学界通常以司法权和司法规律的角度切入,将其归纳为纠纷解决、规则之治、权力制约和公共政策创制等几个方面。但在我国的特殊国情条件下,法院并不只是纯粹法治意义上的法院,除了     

从永宁公司案看公共政策作为我国法院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公共政策的立法与实践,特别是我国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从中显示在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领域,公共政策的实质在于限制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纽约公约》在内的国内外立法对公共政策均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在各国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轻易动用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凡是能够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归咎于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理由时,应当援引其他理由,只有在极为特殊情况下法院才援引公共政策的条款。ICC仲裁庭就永宁公司案作出的裁决之所以被我国法院以裁决违反了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而拒绝执行,归根到底是该裁决无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侵犯了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专属于我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公共政策在法院审判中的适用

近年来，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院在司法实务中日益重视公共政策的运用，在个案审理、司法解释及司法建议中经常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分析。从审判实践看，法院一方面对行政机关的政策判断采取尊重的立场，另一方面出于有效履行审判职能的考虑，坚持对公共政策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为减少公共政策适用中的负面性，法院应确立以下两个界限：不能背离法律规范的明确含义以及不可放弃法的基本价值。     

论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认定

作为仲裁裁决执行地国法院依职权主动审查的争议事项可仲裁性,法理基础在于国家于主权辖区内对合乎本国公共政策的利益的保护。缘于各国对公共政策界定相迥,因此有必要基于主客观标准与对各国立法例予以比较法上的考察来完善我国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作法。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与公共政策抗辩

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的撤销权只能由瑞士联邦法院行使,撤销根据中最为敏感的理由是公共政策抗辩,包括实体性公共政策和程序性公共政策,前者主要有有约必守、侵犯基本自由以及禁止歧视等抗辩理由,后者主要包括仲裁庭独立和公正、已结之案以及其他程序性抗辩,两者分别以Matuzalem案和Daniel案为代表。但具体的公共政策抗辩能否为法院所接受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在实践中的评判标准多是根据瑞士国内的公共政策。     

《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三题

<纽约公约>第5条第2项(乙)款规定了公共政策抗辩理由,但没有对其含义、范围以及具体内容作出规定.这种情形可能导致缔约国法院滥用该抗辩理由.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是国际性公共政策,属于国内法而非国际法范畴,属于残留条款而非主要条款.适用公共政策除了通常应考虑的因素外,还应考虑法院地国与潜在交易的关系.公共政策与拒绝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事项、法定诉讼程序条款和显然漠视法律等情形存在区别.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研究

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在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所起的作用具有相似性,但二者的法律适用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执行地国法院享有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所涉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抗辩解释的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法院应当基于协调与衡平地方企业利益与国际商业潜在利益的立场,正确处理违悖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适用的关系,在必要情形下考量对第三国的强制性规则与公共政策的保护。     

公共政策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适用

公共政策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广泛应用于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中。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公共政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自身缺陷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共政策优越性的价值体现。各国法院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过适用公共政策，对仲裁协议、仲裁程序和仲裁裁决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中潜在的公共政策抗辩问题来看，对公共政策严格解释、严格适用是各国法院的普遍趋势，国际商事仲裁将会在更加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版权滥用原则的适用标准研究

2011年,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对Psystar与苹果公司之间长达三年的诉讼长跑作出终审判决,认为苹果公司并未滥用版权,维持了地区法院对Psystar公司下达的永久禁令。两级法院对版权滥用的认定都采用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本文分析了法院如果采用版权法的公共政策标准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判决结果。同时结合版权法的宗旨和违反反托拉斯法标准自身的局限性,提出我国应在版权法范畴内确立和发展版权滥用抗辩原则,并坚持适用公共政策标准。     

司法建议制度设计的认识偏差及校正——以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司法系统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法院能够积极地扮演推动社会转型的角色。司法建议制度在核心功能、制度前设、生效机制、实施动力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制度设计者认识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建议制度的实施效果不佳。让司法建议制度更有生命力,需要将制度基础建立在自治型司法理念上,强化司法建议权的公共政策形成权属性,由审判委员会承担起制作司法建议的主要职责,淡化考核机制对司法建议的激励作用。     

我国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中公共政策的运用

公共政策是一国法院用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出发,提出了我国适用公共政策的具体标准,以便我国能够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更好、更合理地运用公共政策。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共政策

结合<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临时报告>和<关于公共政策作为拒绝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工具的最终报告>,以及若干外国司法实践中与公共政策有关的案例,探讨国际公共政策的含义和公共政策的审查范围,并重点对公共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实体上的公共政策和程序上的公共政策进行介绍,以使我国法院和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当事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合理运用"公共政策"这一抗辩事由,在充分尊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终局性的同时有效保护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经济利益.     

我国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仲裁“公共政策”的理解与适用

《纽约公约》虽明确将违反公共政策作为执行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但并未对公共政策的含义、范围以及具体的内容作出统一解释,致使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结合国际立法及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对公共政策的内涵进行必要的阐述。     

中国法院的政治性职能

黄韬在《社会科学研究》撰文认为。承担政治性职能是现代法院的一个普遍特征，中国法院在当下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也积极主动地发挥裁判案件之外的功能，只不过我国法院在实施公共政策方厩的作用通过显著的“中国特色”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政治性功能集中表现为在裁判案件、制定司法解释及其他司法行为过程中融入政治性的原则和标准；其二，政治性职能发挥的载体主要是法院制定的解释、批复、通知、调研报告等；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