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精英的政治动向与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政局

地方精英对于革命的态度及其转变,是地方政治和社会变动晴雨表,也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革命的进展,甚至决定了革命的成败。在辛亥革命中,湖南以地方绅士、商人、新式军官等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由于对清政府统治的强烈不满,转而趋向并参与革命,成为革命派的主要同盟军。但是,由于地方精英对于革命后某些混乱状况和自身利益未能满足的不满,发起了杀害焦、陈的政变,革命遭遇重大挫折。辛亥革命的最后和完全胜利有赖于革命党人强有力的领导,有赖于革命党人与地方精英的合作乃至妥协,也需要在地方精英和民众民主转型基础上所提供的良好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     

地方精英的发展及引导

地方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叠和共生,驱动着地方精英向着政治化方向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地方公共权力私有化。适度加大地方行政权力,处理好地方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关系,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是引导地方精英合理流动和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地方精英的嬗变与乡村治理变迁——以浙江为例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乡村治理经历了众多变迁,变化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地方精英。追溯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地方精英是乡村良性治理结构的能动主体。完全代表个人利益的精英与完全体制化的精英都不能使乡村治理有效运转起来。既能代表地方社会,又能沟通国家政权意志的地方精英是乡村有效治理结构的中坚力量。     

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方精英乡村政治运行机制探析——以宛西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宛西乡村建设的领导核心是地方精英群体;指导理论是“自卫主义、自治主义、自富主义”的“三自主义”;地方精英着手成立区域性地方组织,完善管理制度;精英大力发展民团,为地方建设“保驾护航”,保证精英政治运行机制正常运行.     

乡村政治文化与精英政治化、政治社会化——基于湖北省九个村的调查比较分析

调查表明,中国农村村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有不同的表征。乡村政治参与关联于乡村政治文化,乡村政治文化的迥异源于乡村社会的精英政治化和政治社会化程度。     

精英自律、政治转型与民主质量——将“德性”带到比较政治研究的中心

过去的比较政治研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精英自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种忽视是现代政治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去道德化的自然后果。通过考察从近代到当代几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转型以及其后的治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精英自律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就较为成功;反之,政治发展就较为失败。这种探讨提醒政治研究者,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需要具备一定品质的精英发挥积极的作用。比较政治研究需要从忽视德性的潮流中走出来,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精英文化、尤其是精英品质的研究。     

论地方政治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优化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优化地方政治生态环境,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培育优良的党风,营造干事创业环境,强化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完善体制机制。     

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为例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以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协调程度为参照系,论述了中产阶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强调处于成长阶段的中产阶级政治上倾向激进,是政治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已经壮大和成熟的中产阶级政治上趋向保守,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力量。他还分析了中产阶级中的青年学生和部队军官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对于我们今天引导和规范中间阶层健康成长、建设和谐的橄榄型社会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新型精英与使命政治:共产党执政体系的干部制度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出来的干部精英群体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性.这一新型干部精英群体所承载的使命,使其与古代中国的知识精英、西方国家的权贵化精英以及国民党政权中的保守精英区别开来.共产党的现代追求与制度设计、干部精英群体自身的使命感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构成了使命政治得以孕生的动力系统.其中,共产党所提供的价值动力、制度动力和净化动力是最为重要的.干部制度由此成为共产党执政体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地方政治沟通与互信机制探析

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公平、民主、正义,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实现政治层面的和谐,即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彼此之间政治上的信任与合作,而这种政治互信关系的建立离不开权力主客体之间流畅有效的政治沟通体系。因此,构建完善的、多层次、立体式的沟通与互信机制是实现地方和谐政治生态的逻辑必然。     

政治与人——兼论政治的含义

政治是人的政治，正因为人是政治的中心，所以政治才丰富生动而有活力；而人也必然是政治的人，只有在政治中，人的利益、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离开人谈论政治，政治是空洞的，离开政治谈人，则人是抽象的。人与政治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征地过程中的乡镇政权与乡村精英——兼论“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构

文章基于在陕西某村所做的土地征用调查,通过对乡镇干部和乡村精英在农地征用过程中行为的观察,提出了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用,在这个过程中,乡镇干部和乡村精英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一方面进行着利益的共谋,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各样的行动策略进行利益博弈.这一切重构了基层政权的角色性质和国家--社会的关系.     

《老子》政治思想的批判维度省思——兼与杨师群教授商榷

杨师群教授的论文《老子政治思想批判》深入批判了《老子》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实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扬弃和开新的学理探索。“杨文”的批判对象指向比较模糊,在批判中存在多重逻辑,个别论断有失公允。一是把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相混同,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以现代学科分化视角审视《老子》思想,不予以历史的分析,有苛责古人之嫌;三是没有辩证地看待《老子》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厚今薄古之弊。《老子》政治思想的扬弃和开新,应当明确批判的对象和进路,整体把握“南面之术”和“有道治世”的思想主题,以及“正言若反”和“形而上学”的言说特征,在“《老子》注我”和“我注《老子》”的辩证统一中探析《老子》政治思想跨越时空的的价值指向。     

浅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优化——以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理建构为着眼点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优化,就要对两者进行合理的建构,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生态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我们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使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走出这种困境,从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生态的优化。     

台湾民主化的精英视角——基于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比较分析

一方面,民主化进程需要众多前提条件,诸如经济、阶级、文化等,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主化进程又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而其中的政治精英,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基于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以确定性的影响因素为前提条件,但是直接诱因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即:台湾民主化是李登辉在利益导向下为增强个人权力和地位而附带产生的结果.     

批判知识分子的变迁——兼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作家的边缘意识意味着一种责任和自我担当意识,边缘是一种态度,而非位置,不是"为边缘而边缘"。在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批判主体逐渐由人文知识分子转向社科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资源亦正在经历"文史哲淡隐,社会科学凸显"的结构性变迁。此外,在知识大众化与网络传播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批判知识分子,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识教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问题再探——兼与周军虎、何祥林同志再商榷

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不会因为在其研究过程中使用逻辑推理,就成为一个逻辑判断问题。阶级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内涵无疑是指阶级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内涵也是指阶级政治。从人类阶级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阶级意识形态性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不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不能成为判断思想政治教育原始发生的唯一依据。     

论转型期我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及其影响——兼谈转型期国家政治整合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国家对原有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领域制度安排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基础上而深入和发展的,随着它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国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出现明显的变迁:1.国家政治系统原有权威的刚性结构不断受到侵蚀;2.国家政治系统整合社会的组织资源流失严重;3.国家政治系统面临着民间社会日益强烈的要求其制度创新的压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拙文认为改革转型时期的我国的整合模式具有必要性。     

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统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哲学意蕴论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认识和解读局限于政治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但还要看到这本书背后蕴涵的政治哲学道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一定意义上,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所反映的问题就是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强调了统合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对其中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解读有利于从政治哲学层面加深对政治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再造秩序与道德谋略——绍兴年间宋高宗的政治抉择

南宋绍兴年间,宋高宗政权为缔结宋金和议及收四大将兵权,不仅通过冤狱等规则政治行为巩固和议后的政治基础,并且借助道德话语及惠民政策重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宋高宗政权向宋孝宗时代的平稳过渡.宋高宗所谓“倡仁孝”、“止兵革”、“贵清静”等道德话语实为左右社会舆论的政治手段,以民事政策为主体的惠民政策,既起到一定的政治稳定作用,又不失为有效的道德抚慰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