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发展和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关系史、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新中国外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目标追求和实践要求上有许多原创性贡献。从国际关系史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摆脱了权力政治的窠臼，其理论与实践创新更多。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传统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中吸取教训，科学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对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与实践作了新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基于新时代的实际，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许多创新。     

略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探寻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看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原理,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本文将文化视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市场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与之相比,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本文只是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一专门讨论而已。     

加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战略意义

中国与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相接,共有陆海邻国20多个,是世界上陆海邻国最多、周边安全环境最复杂的国家之一。而东南亚地域则是中国陆海邻国中最多的地区,该地域既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与中国历史文化又有特殊渊源,因而成为中国周边环境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稳定周边”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首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对维护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促进中国在新世纪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东亚、乃至亚洲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也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仅从国际关系层面上对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特殊意义做一宏观分析。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评析

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在周边国家塑造命运共同体意识,主题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抓手是拓展人文交流。中国自身在周边公共外交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上解释清楚周边公共外交的理想追求、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价值观方面的公共外交有着诸多误区以及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等。为此,中国应当勇于探索,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指明其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破除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误区,创新文化沟通思维,发展共同价值观;摆正心态,优化周边公共外交的整体布局,壮大公共外交发展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综述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中国的外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主要对这一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和专项论题展开了较多研究。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从内在理论逻辑上缺少总结,对于其中一些内容分析得还不够全面和充实,对中国外交的实践意义研究比较少,也缺少同西方国际关系思想的对比研究。我们应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加强对其核心逻辑的归纳和总结,在具体内容上,要继续充实和完善,注意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系的研究,要注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对于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意义,也要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关系思想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对比研究。     

信息革命与当代国际关系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技术进步始终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至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本文从国家主权、全球化、国家安全、综合国力和外交手段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最本质的影响是对全球权力体系有重要的重塑作用。信息革命使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它类似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     

世界金融危机和国际问题研究新课题——吴兴唐研究员访谈

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有哪些影响?后危机时期国际格局如何重组?我国在战略和策略上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关系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兴唐。下面是他同本刊记者的谈话。     

"9.11"语境下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为塑造新的、至少是改造既有的世界政治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国际关系的实践.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此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见解和主张,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某些课题似乎受到了普遍的重视,成为9.11语境下的研究热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两个基本走向.第一,多数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和以学科研究为主的期刊,并没有对9.11给予特别的关注.第二,由于对权力和权力的道德方面的认识不同,美国与欧洲学者在世界观和国际关系研究理论方法上的分歧不断加深.     

新书讯北大核心CSSCI

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著崔顺姬译李佳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定价:88.00元本书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系列丛书之一,以全球转型为国际关系的起点,着重分析影响现代国际关系形成的“漫长的19世纪”(1776-1914年)。本书指出,“漫长的19世纪”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构成的时期,它重塑了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并推动全球发展的动力和冲突推动当代国际关系的持续和演进。本书旨在启发人们重新思考实践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和学科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     

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

建设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中国崛起已经并将继续对21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为“中国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资源。中国学界对“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探索，表明了中国学人的自信心和“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志向。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事实上主导着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大多数体系理论又都以理性主义为指引的，凡不遵循理性主义逻辑的体系理论，多不被视作严肃的体系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的缺陷恰好在于其对理性主义方法的应用：体系理论更关注宏观层次的讨论，而理性主义方法却注重微观层次的考察。这就导致了止步于宏观层次的体系理论简洁有余但解释力不足，而多数引入更为微观讨论的理论尝试又陷入另一个极端。笔者认为，应当重新强调理性主义的微观关注，将微观研究重新引入体系理论。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一方面尝试将体系理论的宏观层面与理性主义的微观层面相结合，另一方面旨在寻找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汇合点，并由此得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本研究能推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一单元关联理论的发展。     

理解中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异同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日本国际关系学界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皆具有"进口学术"的特点,主要以引进西方(主要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主,但在寻求创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中国学者的自觉意识比日本学者明显地要强烈得多。以历史研究为主的传统方法一直在中国和日本国际关系学界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日本学者在对历史原始材料的重视程度及对历史事实论述的细致程度方面总体上比中国学者要更强一些。     

从历史到理论——浅谈马克·特拉亨伯格的学术思想

马克·特拉亨伯格是横跨历史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他的著作不仅以对历史事件的严谨分析著称,更是以打通国际关系和历史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隔阂为目标。凭借自己近40年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阅历,特拉亨伯格证明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可行性。这种研究方法将促进历史与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发展。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袁正清研究员访谈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研究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学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引入中国后为何能在青年学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学者可否以建构主义为支点,做出新的学理贡献?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德军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袁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与中国外交,著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和《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与进展》等。     

关于地缘经济学的思考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在仅仅十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的震撼性几乎波及到所有领域。人们的思维角度在不断进行调整,而最让人感觉需要调整的就是关于国家关系的思维模式。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在经过冷战结束这一措手不及事件的打击之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做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国际关系发展趋势判断上的缺陷进行反醒;另一件事是对冷战后出现的种种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构建。这两件事做下来的结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     

历史研究与国际政治学

通过分析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所编第四卷《日本国际政治学:历史中的国际政治》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但特定课题本身就是历史,例如,对东亚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研究。国际政治学多以历史上的外交或国际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外交史研究逐渐势弱,而且受社会史影响较重,但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的合作却日趋密切。     

编者的话

本期刊登的三篇实证性论文很大程度上与政策层面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反映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研究层次回落的发展趋势。大体而言,前两篇论文与对外经济决策有关,第三篇论文则分析了一个典型的安全决策问题(古巴导弹     

中国、美国与国际伦理——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一项比较研究（1991—1999年）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中美两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既有严重分歧,但又不乏共识。这是因为中美双方有着不同思想传统、伦理观念、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中美双方的伦理主张和政策实践表明,通过沟通与交流,两国之间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分波黑歧会不断减少,共识与合作会不断扩大。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