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略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文章阐述了合同自由原则的内容,分析了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并论述了合同自由原则的意义。     

论“合同自由”的由来及理论依据

合同自由原则 ,即契约自由原则 ,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民法的四大原则之一。在契约自由原则的覆盖下 ,早在 16世纪就出现的意思自治原则便成为国际私法中合同准据法确定上的首要原则。我国在合同法颁布之前 ,有关涉外经济合同中意思自治的运用 ,吸收了国内外的最先进成果。 1999年 10月 1日颁布施行的合同法对意思自治原则做了充分的体现。     

建设工程“黑合同”效力认定探析

黑白合同的存在是建设工程市场公开的秘密,也是合同管理中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不完善、不协调,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黑合同的效力基本予以否定。认定黑合同效力的标准是:坚持《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合同不存在《合同法》上的否定,合同不违反《招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制度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制度是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上,通过扩大合同的效力范围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所谓其在合同法中的地位问题,主要是指它相对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而言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仍然在这些例外制度中发挥作用,只是作用的方式、范围和作用力的大小有别。     

论合同的相对性

合同制度作为古老的法律制度诞生于古罗马的法律,合同的产生基于商品交易下的契约自由原则,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奠定下产生了合同的原则中的核心——相对性原则。相对性既是合同法的原则,也是合同法的特点,其背后有着重要的思想理念的支撑。作为合同法的核心精神,相对性一直是合同运行过程中的准则,并被世界各国广泛的接受和认定。在合同所依附的社会情形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相对性原则在多种程度上被各种行为和理念所突破,导致其在矛盾中批判性的发展。     

试论“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上的体现

中国合同法是以“自愿”、“协议”、“协商”、“同意”、“约定”等法律术语或法律名词在法典中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的。     

合同法定形式的立法借鉴与思考

合同的法定形式要求对合同的效力和合同的救济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而我国合同法对于合同法定形式的规定还过于原则 ,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通过对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进行比较研究 ,最后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设。     

论我国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是合同责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责任归责原则究竟是什么 ,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 ,我国《合同法》确定的合同责任归责原则是一个体系 ,是由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的。这两种归责原则在具体表现上分为三种形式 ,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它们各自调整不同的合同责任归责问题     

浅析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

对政府采购合同性质的界定始终存在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政府采购法第43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采购人和供应商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按照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合同方式约定。"由于立法明确了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同时,又规定了政府采购合同的特殊性。大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采购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揭示政府采购合同的本质特征,本文在比较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     

合同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在合同关系中,区分合同实体与合同程序可以为合同公正性评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等价性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实体公正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固守这一评价标准也不完全符合市场竞争的要求。而以平等协商、自由选择过程以及体现诚实信用的互动关系为主的程序公正更适合现代社会正义观的判断。评价合同的公正性,原则上可以程序公正为首要考察因素,具有程序正当性的合同就可以认定为公正、合法、有效的合同;只有显失公平、需情势变更之类的情况才有必要考虑从实体上重新平衡双方的利益。     

试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随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合同义务 ,对于保护和平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实现契约正义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附随义务分为缔约过程中、履约过程中和合同履行完毕后的附随义务。我国对附随义务的规定过于简略 ,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附随义务的各种形态 ,提高附随义务的法律效力 ,明确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形式及归责原则。     

论合同条款的效力界限

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正常履行条件下 ,是有约束力的 ,但当其超出某一条件时 ,继续履行合同约定则会形成不对称的权利义务 ,这就需要法律对合同条款的效力界限作出规制 ,形成对合同条款效力认定的补救措施。这既是现代民法维护实质正义的价值要求 ,也是合同固有的对价因素的内在要求 ,同时也与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可预见利益”规则相呼应。否则 ,在履行与违约责任中 ,不可避免地选择已有法律责任界限的违约责任 ,而刻意规避因履行而带来的不可确定的不对称义务 ,引发更大程度的信用危机。从法律公平与实质正义出发 ,应增加合同条款的效力界限规范。     

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如何依法维权

合法有效的劳动合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维护各自权益 ,实现“双赢”目的的有效途径。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者可以按照市场规则自由流动。为避免商业秘密在人员流动过程中被泄露 ,用人单位应当通过订立违约金、保护商业秘密、竞业禁止等条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论违约金的法律规制

对违约金进行法律规制的途径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其法理根据来源于合同正义的要求和违约金自身的属性。基于合同自由的神圣地位,对违约金的法律干预应持相当克制的态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违约金数额调整制度在违约金规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是对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基于诚实信用与公平正义原则 ,契约法不仅保护当事人的预期利益 ,还要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由此 ,债务人对债权人及其相关的第三人都负有照顾、保护的义务 ,怠于履行此义务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应吸收此制度 ,以完善债法体系。     

格式合同的立法规制

作为当今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交易形式,格式合同堪称为利弊并存的“双刃剑”。一方面,格式合同因具有满足经济生活的明显优势而被市场主体广泛采用;另一方面,在合同实践中,使用人以不公平条款损害相对人利益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需加强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以维护合同正义。而立法规制是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的前提和依据,在格式合同的规制体系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我国,尽管《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有格式合同的内容,但这些规定比较粗疏、笼统,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有待于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     

重思“从身份到契约”命题

梅因以印欧民族的史料尤其是罗马法资料为基础,提出了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命题。他未分析市民身份,这与其研究重点是家庭的解体有关。他未仔细分析这一运动的成因,因其注重的是对现象的描述,且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并不认同的自然法学说推动的。他未分析法、德的情形,但它们的历史也表明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是成立的。二十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家对合同内容进行干预等现象并未使梅因的观点丧失重要意义,而是在合同自由之外突出了合同正义。     

劳动合同期限的立法理念和实践裁断

劳动合同期限制度问题实质上是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选择适用的问题。文章从立法现实到立法理念得出固定期限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协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劳动合同期限选择应关注公法和私法精神的共同追求；关注劳动者的保护和管理的结合；关注法理层面上和其他法律部门共通的精神，即自由，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并提出我国劳动合同立法的修改建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合同期限制度的详细规定和构建，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限制，扩大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适用范围等。     

《合同法》第121条中“第三人”的理解与适用

为科学界定债务人违约的不同情形,《合同法》第121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但其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对“第三人”的界定涉及到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并在实践上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第三人的范围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这有经济、公平等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