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警察职业与法律职业的比较研究——兼论我国警察职业化的发展方向

警察职业既不同于普通行政机关的公务员职业,也不同于具有完整国家司法性质的法律职业,是一种兼具行政执法性和刑事司法性的特殊公共职业。对于发展较为成熟的法律职业化而言,警察职业化发展却相对滞后,与我国倡导的"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还存在一定差距,警察职业角色与社会期望也存在一系列冲突。本文通过对我国警察职业与法律职业的比较,探讨我国警察职业化的发展方向。     

论警察职业认同

在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发展的今天，职业价值认同的差异性矛盾已经成为社会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成为职业内部建设的重要话题。警察作为高危职业其价值认同正经历着历史的转型。警察职业认同不仅对从业个体．而且对警察职业以及社会整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现阶段警察职业价值认同存在危机，应整合心理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增强我国现阶段警察职业价值认同。     

警察的职业心理压力及其自我调控

和平时期,警察工作是一项风险系数大、极富挑战性的压力密集型职业.这对基层和第一线的警察来说尤其如此.因职业特殊导致过度压力直接损害了警察的身心健康,严重影响了警察潜能的发挥,从而大大降低了警察队伍的战斗力.为此,警察的职业心理压力及其对警察素质和警察战斗力的影响问题已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在我国的警察管理中,它却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提出“从严治警”、“向素质要警力”的要求以后,它更应该引起警察本人及其警察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围绕提高警察素质和警察战斗力的问题,探讨警察职业心理压力的产生,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以及警察自我驾驭它的方法措施.     

境外警察职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谈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时",提出"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警察职业保障是一种科学、完善的提法,健全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对树立警察执法权威、保护公安民警职业安全与健康产生积极作用。境外警察职业保障制度较于我国更为完善,也给我国带来启发和借鉴作用。本文从提高警察工资薪酬、补贴津贴、执法安全保障和组织保障方面入手来进行初步探究。     

中国警察的百年变迁

警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职业之一,只有176年的历史。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警察始于欧洲,比较公认的最早的职业警察是英国人罗伯特·比尔于1829年创立的伦敦大都市警察。而近年来国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警察出现在中国。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警察学研究所所长比尔·塔福曼就认为世界上最早的警察机构是辽金时代设立的上京警巡院,比西方早了800多年。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则指出,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距今2500多年前的西周,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     

监狱基层人民警察的职业压力及对策研究

通过问卷对天津监狱等10所监狱共519名警察的职业压力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了监狱一线监区警察的职业压力表现形式，压力对身体、心理和工作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解决我国监狱警察的职业压力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物质激励，建立增加一线警力编制、激励机制向一线监区倾斜的政策；二是精神激励，在中国监狱系统急需建立警察EAP系统（即警察帮助系统），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构，是目前警察帮助系统的工作重点。     

人民警察职业健康保障制度探析

当前,我国处于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治安形势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人民警察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恶劣的执法环境使警察伤亡形势严峻,同时警察职业病也严重威胁着人民警察的身体状况。为充分保障人民警察的职业安全健康权,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审时度势地对完善人民警察职业健康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因此,通过对人民警察执法环境及职业健康现状的分析,明确警察职业健康保障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从立法、制度、经费、警营生态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民警察职业健康保障制度将成为未来公安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保持和提升警察队伍的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     

新警职业安全意识与能力建设

警察为安全而生、为平安而立,警察应形成职业安全哲学的自觉,新警作为警队的后备力量更应该以职业安全哲学指导警察人生的铺展.在解读职业安全意识与能力、警察职业安全哲学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新警职业安全意识与能力建设的必要性,提出提高新警职业安全意识与能力的途径.     

监狱警察职业风险防范的思考——基于保障基层监狱警察职业发展的视角

在信息传递无约束,媒介传播无节制的境况下,监狱警察的职业危机感、职业风险性认识空前强化。从当前现实工作来看,明晰警察执法职责,完善监狱执法运行规则成为警察职业风险防范的根本保障。监狱系统有必要以制度的完善来保障警察的职业安全。     

“法院干警”之称谓当废

近日读报 ,见一位女法官坦言 :“法官是一个寂寞的职业 !”不禁感叹这位女士对法官职业的深刻领悟。而在另外的场合 ,我们看到报道 :某某领导到某某法院看望全体“法院干警”。其实 ,在法院门廊上的会议通知、法院机关报刊以及正式文件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法院干警”的称呼。由此 ,我们不禁联想到法官与警察的关系。警察一向被认为是“喧嚣”的职业 ,与法官职业相比 ,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区别。在我国 ,警察曾经象征着权力、地位和影响 ,是很多中国人看好的职业 ,相比之下 ,法官职业曾经没有警察职业那么被看好。因此 ,也许是要“拔高”法官的…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