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权力的法律保障

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管理权力 (简称村权力 )的法律保障制度本应是村民自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实践中却常被忽视 ,致使很多村出现了无序的倾向 ,应予纠正。要研究村权力的法律保障制度就必须认识村权力的性质以及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在村权力的法律保障制度中 ,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与村民自治的发展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作为一项扎根于村庄社会的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的成长也会受到具有内生性的农村社区文化的规制。现阶段,合理利用传统乡村文化资源中的积极元素,大力推进适应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形势的农村社区文化重建工作,对于促进村民自治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自治背景下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及发展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极目标。应认真分析国外社区管理模式，提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构建科学的社区管理体制；注重社区参与，强化自治意识，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培育和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促进社区工作的规范化；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素质，促进社区管理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全面推进村民自治 实现农村长治久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深刻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广大农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但也面临不少新的矛盾。实行村民自治符合当前农村因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对抗性增强,邪教和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恶势力犯罪危害严重等不安定因素存在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分化对社会治安带来一定消极影响,社会转型过程中暂时的无序状态使诱发犯罪的条件增多,少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农村治安防范体系薄弱等实际,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农村长治久安的现实选择。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在广大农民民主参与的基础上实行依法治村,把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项重大事项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实现农民当家作主。公安机关要认真研究村民自治给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重点打击流氓恶势力和邪教组织,坚决粉碎他们乘机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的图谋;抓好治保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在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中“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严格执法,自觉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京郊村民自治现状的调研与思考

1998年11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我国的村民自治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当前京郊农村自治实践中有许多富有创造性的自治模式。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京郊村民自治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的自治成效、问题及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深化村民自治和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建议

为了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更加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政权与村落社区互动关系探究--以1998年后珠三角农村地区为个案

本文分析了村民自治背景下珠三角农村地区基层政权与村落社区互动关系的形式和内容 ,探究了这种互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并从历史发展角度对这种互动关系进行了评判。     

农村社区民主建设视角下基层党组织功能探析

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农村的税费改革,引发了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从形式化阶段迈向实体化阶段的转变和农村基层治理体制、乡村公共财政体制以及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的巨大变革。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对这种转变和变革的积极回应。作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调整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更好的设计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表达机制,是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农村社区权力关系建构:一种善治的话语分析

善治理论是21世纪的重要前沿理论。梳理善治基本内涵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在迈向善治过程中存在困境:宏观层面表现为国家体制主导的错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的权力边界问题亟待厘清;微观表现为农民主体性缺位,导源于后税费时代基层组织的角色转化对农民原子化过程的加剧,弱化了农民及其社会组织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的地位。农村社区权力建构必须凸显国家有限导向职能,提升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实现国家和公民社会权责的有效分化和整合。     

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推进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

保障、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是在农村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深化村民自治的客观需要。十年来,民政部门一直把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作为的一项重要任务,完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创造良好条件,将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工作进一步推向了深入。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从现代民主理论的视野来看 ,民主意味着代表性 (Representative)、责任性 (Responsible)和回应性 (Re sponsive)。广东农村经过三年的村民自治实践 ,使民主选举从政治象征转变为自主参与 ,民主决策从少数人说了算转变为多元互动 ,民主管理从行政强制转变为协商合作 ,民主监督从纸上权力变成实际行动 ,引入了农村治理的新手段 ,创建了农村治理的新机制 ,进而使村民自治制度更加明显地具有了代表性、责任性和回应性 ,对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治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构建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村党组织领导体制

在村民自治条件下党组织转变领导方式需要构建科学的领导体制作保障,关键在于必须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实现村党组织的领导。要处理好村党组织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村委会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形成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务民主决策的运行机制。     

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区自治

文章从社区自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社区自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同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指出完善社区自治建设的四项基础,从而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湖南西部永顺司城村为例

村民自治是我国在农村正在推行的一种最基层的新型社区管理制度.自推行以来,使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笔者通过调查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建设才刚刚起步,存在许多问题.为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快农村民主化建设,笔者提出了一些对策.     

人口流出背景下欠发达农村的社区建设：困境与出路

欠发达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出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建设资金匮乏、社区认同弱化以及社会资本流失等问题致使其社区建设深陷困顿。该文提出只有重构适应社区建设所需的人力资本结构,建立健全投资机制,重塑农村社会资本,再造农村社区认同,才有可能打破这一困局。     

社区变迁中的警察权

预防违法犯罪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实现的基本前提。目前的警务改革立足于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掩饰在其现有成绩帷幕下的是沟通理性的缺失。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是要从根本上重塑警察权的轮廓,警察权不再是冷漠的国家暴力机器的代表,更是与社区、公民理性商谈、真诚沟通的卸除执着的语词。沟通理性中的警察权立足社区,融入社区,实施一系列的措施使自己成为社区居民的朋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日益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留守儿童权益受侵犯现象不断发生,解决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迫在眉睫。农村留守儿童的受监护权、受教育权、人身权、发展权等法定权益实现不足,甚至受到侵害,保护现状堪忧。农村留守儿童权益受损或保障不足,既有现行法律规定难以落实的因素,也有城乡二元制度差异造成的影响,还有留守儿童法定监护人监护责任的缺位和社会保护机制的缺失等原因。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保障,需要完善相关立法,特别是鼓励各个地方创新立法,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行政保护力度,加强针对留守儿童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司法制裁,增强全社会保护农村留守儿童权益的法治意识,发挥监护制度的约束作用和中小学校管教及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