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地方治理：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地方政府应在自主组织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妥善定位自身角色,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治理机制中政府应当是资源提供者,制度规则的倡导者,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协调者和监管者。协同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还有赖于地方自主组织的能力建设、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化的推进和公共媒体协调作用的发挥。     

区域多中心协同治理中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

在公共治理领域,政府长期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实践证明,政府也存在失灵的现象,靠政府单中心治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公共管理领域中公众的需求。公共事务的治理将更多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将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在协同治理时,主体间如何互动,才能完成协作目标？那么互动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     

协同治理：高等院校治理模式的新选择——基于高校权力结构变迁的考察

在我国高校权力主体走向多元、权力结构趋于扁平的背景下,实现高校治理各主体的协同已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协同治理理论切入,剖析中国高校权力结构现状,阐述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高校的必然选择。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结构变迁基础上,从治理价值基础、机制建设和理性行为培育等方面探讨高校协同治理的构想。     

我国城市治理新思路──多中心治理

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城市治理的水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城市要发展得又快又好,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方式,但是在城市公共事务日益繁杂的今天,现有的由政府独自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管理公共事务的单中心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治理的需求,因而有必要引入多中心治理来提高我国城市治理的水平,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

推行协同治理,既需要社会基础,即政府对社会主体地位的尊重,并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又需要实现机制,即构建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并健全多元主体间运行机制.为此,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并和社会力量形成治理合力,不断为协同治理创造良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条件.德清县“民间设奖”、“桐庐百姓日”以及慈溪市“和谐促进会”等案例,分别代表了协同治理发轫及生长的三种路径,即自下而上路径、自上而下路径以及上下互动路径.在三种不同路径中,协同治理的发展和完善状况存在着差异.在上下互动的路径中,协同治理的绩效是最佳的;在自下而上的路径中,如果社会力量的发展能够受到政府重视并积极创建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治理绩效比较显著,但政府必须在各种沟通渠道参与平台的构建,尤其是在运行机制的健全方面付出艰苦努力;在自上而下的路径中,因为社会基础薄弱,特别是如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重视不够,加上治理主体本身不健全,就会导致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难以健全,尽管这一路径的治理绩效也比较显著,但需通过培育发展社会基础并健全运行机制来确保其可持续性.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多中心治理：一种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方式

本文从协同理论的视角来解释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选择标准，认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选择和主体边界的确定取决于公共服务的性质。通过研究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的非线性的相互协调、共同作用，来实现组织智慧和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和系统建构，从而达到明显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的低碳城市构建

低碳城市的构建成为破解我国现有能源结构和快速城市化难题的关键,而由于其建设中存在着双重失灵,多中心治理进入人们的视野。本文从多中心治理的视角出发,探讨在低碳城市的四大基本支撑体系构建中如何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和互动。     

规范性视野下农村治理多元主体结构解析

本文在规范性视野下运用“政府——党组织——村民”三维分析框架对农村治理多元主体结构进行解析，进而对其从基层公共服务型政府、农村公共治理的核心力量以及农村治理主体角度进行角色定位，并且对诸主体间结构进行规范，以期能依此路径，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治和谐的良好愿景。     

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考察与创新模式研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跨区域公共危机已经由偶发向频发、简单到复杂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应对跨区域公共危机,我国多个要素联系紧密的地区通过共同制定区域规划、签署行政协议、建立组织机制、推进项目合作的做法,进行了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尝试。当然,这种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也暴露出了协同程度不够、协同效度不高、协同限度不足、协同信度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本位主义、区域分割等惯性思维的阻滞,社会和企业等主体参与的成分欠缺,协议的规范性差和区域配套制度的供给不足,以及信息、人力等资源的保障乏力。因此,应纳入区域不同政府与社会、市场力量,创新构建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可设计组织、协调和控制三大运行系统,其中,组织系统是助推模式运转的载体,协调系统在于促进集体行动,控制系统属于一种约束结构,各主体在三大运行系统框架下形成运转高效、合作无间的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应对格局。     

“廉政”内涵三要素探析

“廉政”应当由“执政成本低廉”、“执政官员廉洁”和“执政生态清廉透明”三方面要素构成。三者有机统一于具体的历史的执政过程中。成本低廉是基础，官员廉洁是要求，生态清廉透明是“环境”。推进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从三个方面整体推进。     

治理理论视阈下的上海社区管理体制研究

上海的社区建设起步较早,目前已形成＂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社区管理体制,通过充实、强化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职能来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推动社区建设。但这种体制在快速推进社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正确定位社区内政府组织的职能,梳理条块关系,培育、健全社区内各类组织,加强有关社区法规的制度建设,促进社区管理体制的良性运行和发展,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基于有效治理的城市治理创新逻辑

城市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重点。特定的城市化进程及其面临的种种特殊治理难题,决定了中国城市治理既要顺应城市善治的变革潮流,更要基于实现城市有效治理的现实目标,探索和建构激发城市活力与维系城市社会秩序有机统一、扩展市民权利与保障公共权力规范化运行良性互动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