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山圣湖尽揽怀中－－“东方大律师”江宪的神山摄影记

潘：大家好。这里是《民主与法制财经评论》杂志的“律界达人”栏目。我们今天采访的律界达人是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江宪大律师。江大律师是上海律师界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批科班律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分校,现在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首届东方大律师。在我看来,江大律师可谓是上海律师界乃至中国律师界的“老牌、老脸、老英雄”。     

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中西视域下的政治建构——兼论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

批判“国家—社会”二元范式是近年来学界兴起的主要研究旨趣,尤其在中国乡村场域得到广泛关注。其中,以再生产出超越“国家—社会”关系的“第三领域”为主张,衍生了诸多围绕国家治理问题的深入探讨,但在基本立场上仍缺乏一种中立的思考。故此,需将理论的规范价值与中西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从国家建立之前的历史进程中挖掘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事实上,立足于长时段的历史前提来考察中西政治制度的现代建构问题,也是由澄清政治的原初形式是否具有社会性这一问题所推动的。通过分析早期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一般形态,概括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社会的共同基点,可以阐明基于血缘之上的社会性与中西政治发展之间的关联,由此明确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必然界分的命题。在这一命题所指向的认知逻辑下,对批判取向所关注的中国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展开探讨,还可提出一个“寓权威之治于民主之中”的设想。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乡村社会的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实践——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政治解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其实质是通过给予农民充足的自主发展空间。在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与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实际来看,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自治更多地成为一种完成国家行政任务的载体,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构建一种新型文化网络关系,实现国家和村落社区的健康互动。基于这种现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中检讨村民自治实践的历程,进而提供一些积极的实践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     

科技人文融合视角下公共政策研究进路、场景及展望——基于ABM分析框架的探讨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构为实现或服务特定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具有目的性、权威性、公共性。广泛的个体差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系统和环境的复杂性正是公共政策面临的核心难点。制度经济学对此解释为个人偏好与集体决策、个人选择和集体选择之间的内在张力。肯尼思·阿罗早就证明,靠加总个人偏好来构建社会判断总会产生矛盾。本文认为传统公共政策分析主要是通过突出某一方面特征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复杂实践进行简化和研究,一些创新理论对微观行动者及其行为响应模式和机制的研究以及对复杂性的研究程度依旧不足。新一轮科技浪潮风起云涌,全方位、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既给公共政策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有效性挑战,也给公共政策分析带来新的理念和方法,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的有效提升。ABM的思维认知与方法技术,切中了公共政策分析和人文社会科学及管理研究的本质特征与核心难点,又顺应了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大趋势,潜力强劲,必将推动公共政策分析和公共管理研究进入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