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

我国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故这一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这一制度的设计应遵循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密度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及借鉴国餐先进立法经验等基本原则,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应为有关机关在倾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综合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审查模式应以法律审为主,事实审不能“无”,但要“弱”。应设立专门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     

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尺度刍议

以规则为导向的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为了保障各成员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部分协议中设立了各国的司法审查义务。司法审查尺度作为司法审查深度的外在标准,反映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程度。在遵守《反倾销协议》司法审查原则性要求下,美国和欧盟的司法审查实践都体现了对行政行为的充分尊重。而中国有关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法律法规,却采用了十分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标准。鉴于反倾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目前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尺度不宜过深,应该更加灵活化。     

WTO与我国反倾销诉讼

反倾销诉讼，又称司法审查。按照国际惯例和WTO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反倾销纠纷由国内司法部门审查，但这种纠纷一旦发展成为成员国之间的纠纷。则由WT0争端解决机构审查。不论是国内司法审查还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审查。都需要建立健全我国反倾销案件的诉讼体制，也即司法审查制度。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为正确处理涉及仲裁的案件，完善人民法院的仲裁司法审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75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6日通过了法释[2006]7号《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仲裁法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自2006年9月8日起施行。本文拟对该司法解释制定的背景、起草经过及相关条文内容的理解进行说明，以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     

论加入WTO后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WTO《反倾销协议》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做出了强制性规定。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司法审查的规定尚不具体、不完善。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机构设置、诉讼主体资格、受案范围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论中国企业在欧盟反倾销诉讼中的应诉策略

为了在欧盟反倾销诉讼中获得胜诉的裁决 ,中国企业应当加强同欧委会的合作 ,与欧盟成员国建立联系 ,寻求用户和消费者集团的支持 ;还应当依照欧盟反倾销诉讼的法律和实践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待遇 ;争取以价格承诺的方式结案 ;对于己不利的裁决提请司法审查。     

理解和适用新民事证据司法解释的几个重点问题

<正>200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诉讼证据的司法文件,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民事审判和民事诉讼实践的发展,以及民事诉讼证据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进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是在对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审判实践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之检讨与重构

法治的终极目标之一就是确认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公民权利的方式是多元的,但司法救济无疑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保障方式,一个纠纷能否顺利"进入"法院并获得公正的司法救济,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平高低和法治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财产刑执行问题司法解释

为完善财产刑的执行制度,规范财产刑的执行工作,充分发挥财产刑的功能作用,维护人民法院司法裁判权威,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4日印发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将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     

论WTO环境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制度做出了明确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加入WTO以后，完善国内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我国现行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据此提出了几点完善对策。     

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基于保障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及12月先后两次对2015年9月起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作出修改,第二次修正后的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已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本文结合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两次修改的背景及条文变化情况,对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的相关问题作出介绍与阐释,以供在理解和适用中参考。     

论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效力位阶

在法律上,司法解释被定性为效力低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但其与法律以下各类型立法之间的效力位阶未得到明确,这既无法避免其与法律以下各类型立法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为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如何适用提供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解释定性为作为补充性裁判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在司法裁判中,当事人和法院关于司法解释性质和效力位阶的认知呈现明显的多元化。学者们在理论上对于司法解释性质与效力位阶的认识立场迥异,迄今并未得出逻辑融贯、符合实际的结论。司法解释在实质意义上就是制定法。综合考量其特殊性以及若干历史、现实等方面因素,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应分情况而论：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仅低于法律。其他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二者规定不一致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经济特区法规作出的变通规定优先于其他司法解释适用。经济特区法规与其他司法解释规定不一致且不能确定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是否构成对法律的变通规定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论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几点完善

随着我国的对外贸易和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我国面临着来自外国产品倾销的严重态势。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WTO《反倾销协议》,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实行贸易救济的手段之一,被认为是国际反倾销法的一次重大革命,虽然它主要是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立法为蓝本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根据WTO《反倾销协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但中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同欧美的反倾销制度相比,在设计上存在着许多缺陷与不足,本文将从"替代国价格""司法审查","反倾销规避"等方面对中国反倾销立法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一定的建议。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

美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反倾销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原则的体现。本文通过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的研究,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

本文结合审判实践详细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各种类型及其相应的法律地位,并从对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两种认识——“个案既判力说”和“解释义务说”出发,进一步提出了“习惯法说”,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和司法解释中的“立法型”解释可以构成我国以裁判和司法解释为载体的习惯法,它们的普遍效力来源于习惯法并因具有习惯法的品格而成为法律的非正式渊源。基于此,本文主张最高人民法院“立法型”司法解释和值得刊登于公报上的裁判,应尽量以习惯法的构成要求为标准,具备“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正确的”品质。     

反倾销案件行政复审、行政复议与司法审查

WTO《反倾销协定》及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规定了行政复审的法律制度。反倾销行政复审与行政复议在法律性质、设置目的、审查对象等多方面存在不同 ,二者不应混淆。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机制 ,对行政复审决定不服的 ,可申请行政复议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扩权现象及治理机制

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与司法解释文本“形似”、实效“神似”的司法文件。目前,司法解释性质文件面对的批评与质疑聚焦在其扩权现象,主要有与司法解释共存一体、名称使用失范、忽视“说理”与“援引”的区分、清理工作“留尾巴”。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扩权的动因包括法院通过扩张审判权行使实施意义上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强化在法院系统的领导作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制定程序约束松驰,且不属于备案审查的对象。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发展的正确方向应当谨守校正正义,强化源头治理,严格依法裁判,提升审判能力等基本原则。同时,应建立从严清理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明确区分“说理”与“援引”、弃用“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称谓,以及扩大备案审查范围等治理机制,以调节和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度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欧盟对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下）

撤销之诉在直接诉讼中是受案范围最广的一种诉讼形式，客观上也是贸易保护措施争议案中使用最多的，最有效的一种司法审查手段，因此，对起诉资格的严格限定，也是撤销之诉的主要特点。而且由于对起诉资格严格限制的这一特点，使得几乎在每一个撤销之诉的案件审理中，对于原告是否符合起诉资格，都会卷入一场激烈的争辩，即使对于先例规则中早有定论的问题，被告也还是会从本案原告的特殊性，力图否认原告的起诉资格，达到驳回受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