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关于多党合作的战略思考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创立了多党合作制度;邓小平使多党合作规范化、制度化;江泽民将多党合作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多党合作的具体措施,使多党合作制度成为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政党制度。     

重庆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重庆成为多党合作的舞台中心,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新中国政治格局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实践为多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中共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统战活动使多党合作思想深入人心,中共积极促成民主党派在重庆建立为多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政协会议在重庆的实践开创了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研究重庆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形成中的历史作用,有助于为巩固和完善新时期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提供参考。     

西柏坡在多党合作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它在西柏坡最初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西柏坡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条件为多党合作制度的诞生提供了有力保证。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西柏坡精神的形成为多党合作的探索和实践奠定了坚强的思想基础。西柏坡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多党合作的稳固基石。西柏坡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积极探索是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权,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积极探索多党合作中的理论和实践,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学说。首先,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将多党合作由政党关系发展为政党制度;其次,将多党合作由一种策略发展为长远战略;最后,使多党合作的民主性和平等性特征更加明显。     

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研究

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是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标志。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开端,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多党合作思想。他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政治保证,阐释了多党合作的原则,说明了多党合作的方式和途径,并对如何在政权建设中实现多党合作进行了论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学习邓小平统战理论加强多党合作共事

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是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时期多党合作理论,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奠基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有着广泛深厚的基础,加强多党合作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必须加大多党合作步伐,大胆选拔和使用党外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多党合作孕育长成的重要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立足我国国家治理实际,撷英抗日战争时期多党合作历史经验,坚持民主联合是多党合作的内生动力;坚持遇事协商是多党合作的内在要求;坚持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多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多党合作发展的根本保证。这些富有中国智慧的多党合作历史经验,在多党合作实践中不断传承和发展,内聚为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石。     

论多党合作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本文从多党合作的前提、多党合作的特征、多党合作的方针、多党合作的活动准则等维度阐述了对于多党合作制度的认识。     

关于构建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思考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优势在历史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但要提高其国际影响力,需要构建具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这需要在掌握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多党合作话语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寻求构建多党合作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者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村委会选举中海选与直选

厘清了村委会"海选"与"直选"的定义,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联系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践,分析"海选"与"直选"的利弊.总体而言,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发展前景,但实行"海选"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加强引导,避免负面影响.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范式”应纳入法律逻辑课的教学内容

为增强学生运用逻辑知识解决公安司法实践中的逻辑问题的能力,我们应对现行法律逻辑教材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增加一部分数理逻辑知识,把"范式"纳入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内容.     

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研究

“青春创业行动”是一项以激励青年创业、帮助青年就业再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工程,文章对“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做了分析和研究。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摹仿说"与"观物取象说"辩析

吉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认为艺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摹仿,文艺是摹仿的产物,摹仿是艺术的特征。我国古代哲学经典《易传》提出“观物取象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物取象”,两者在关于艺术起源、艺术构造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有着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