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与我国治理结构的转变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使社会的治理呈现多元化,在多元主体治理格局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既竞争又合作,二者只有建立友好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对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实现由政府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北大核心CSSCI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流动的公共性——我国区域政府研究的困境与超越

国内区域政府的研究试图解决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行政的双重难题,但由于忽略了中国政府的复杂形式,这一研究容易湮没在多中心治理、城市联盟、府际关系、区域公共管理等一系列的理论交织之中,从而影响其作为理论原创性的内在意义.国内区域政府经过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生态大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说明了基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区域政府形态的内在缺陷.因此国内区域政府的建立应当立足整体国家前提下公共性与区域性的内在统一,既体现中央政府对区域内政府的约束作用,又要体现区域内政府的自主性及合作治理的可能性.     

跨域协同治理:破解区域发展碎片化难题的有效路径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跨域协同治理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心的重大转变。现有的政府间合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合作观念缺失是其中重要影响因素,因而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是开展跨域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创新协同治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创新组织体制,搭建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间合作组织;构建及时有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尝试引入企业董事会制度;建立有效的政策支持机制,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政策执行制度,尝试推行区域内行政管理管辖权的让渡;健全地方政府间合作的保障机制,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契约化。     

政府间合作失灵与解决之道

政府间合作失灵的原因主要有：结构或权威碎片化、本位主义与信息沟通不畅。成立地方政府协会、进行冲突管理、建立政府间信息交流机制以及组织网络合作治理，是解决政府间合作失灵的主要途径.     

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的构建

随着治理理念的盛行和实践,非政府组织已成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已成为政府发挥经济调控、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帮手。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与监管,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我国,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机制,既离不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非政府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和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农地“三权分置”推进中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构建

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重大农村改革,它所引发的经济社会的变迁对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构建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既有需求又有基础:传统治理模式不适应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治理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助推合作治理。然而,农地产权残缺与合作治理模式的内在价值困境决定了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存在诸多的制约和风险。因此,应当注重这些约束条件,采取明确基层合作治理模式的适用范围、提升基层政府合作网络的管理能力、保持合作治理与科层治理间的张力等方式,稳步审慎地推动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公共性、管理法治性和运行高效性为特征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公民社会与政府契合的产物,所蕴藏的公民中心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的核心价值,其寓意是对公民治理的选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创新公民治理理念,健全公民资格,培育公民自治组织,引导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间的互动质量并建构激励耦合合作制度.     

转型社会中的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管理职能建设

社会转型推动着政府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重心在于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打造服务型政府、推进合作治理是社会管理职能创新的重点。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有助于化解转型社会的矛盾,有助于应对风险社会治理,有助于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     

珠三角城市间环境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

近年来,珠三角在环境治理中存在地域分割、部门分割的问题,跨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合作治理难度大。制约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因素很多,主要是政府政策规划不协调,综合决策缺位;跨政区环境治理合作缺乏法制基础;生态区的整体性与行政空间的分割性的矛盾;城市间环境管理合作机制不完善等,因此,建立有效的政府合作机制十分必要。政府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实际上是一套制度体系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涉及环境管理决策、管理执法、保障等多个环节,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需要构建环境管理决策的协作机制、环境管理执法的协作机制、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机构、环境协作治理的信息系统。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