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治“病”

有一篇名叫《明天就出院》的小说,说某厂有位工人因病住院了,病虽有所减轻,但情绪越来越坏,以至患上了“思想病”。亲友探望,问他何时出院,他说我就死在这儿。原来,他看到同房病友的领导都来探视过,带来了问候和温暖,唯独他的领导一面未露。他感到没面子,在病友前说不起话,再想起自己平时辛辛苦苦的工作,看着别人领导的关心爱护,越想越窝火。后来,他的领导来看望他,安慰他要安心养病,他说,我明天就出院,第二天果真病愈出院了。无论从情绪,还是从生理心理来讲,这都可以说是以情治“病”的一例。     

湖北航天医院以病友为中心践行“三个代表” 创业创新创一流

湖北航天医院2003年从鄂西“三线”调迁至孝感。在这家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里,几代职工始终坚持“以病友为中心”的行医准则,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三个代表”,受到了各界病友的赞扬,医院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办院规模逐渐扩大,医疗实力不断增强,职工生活水平明显提高。2005年6月,该院被评为湖北省文明单位。长期坚持为国防战线的职工及家属服务。湖北航天医院隶属于航天科工集团下的三江集团,它经历了从城市到山区再到城市的发展历程。1970     

辩证理性:"非法"与"合法"

辩证理性的批判是萨特对接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萨特在历时性地考察由分析理性演化出辩证理性的过程中,通过把科学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共时性地彻底对立,从而指认了辩证理性的“非法”。他又运用存在主义去补其缺陷,以使辩证理性走向“合法”,达到他对接的目的。     

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概念探析

“直观”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石性概念,是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工具和建构自己新哲学的原则。对于费尔巴哈的“直观”概念,不应仅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而应放在“世界观”视域中去把握。“直观”对于费尔巴哈是一把“双刃剑”,依据“直观”,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也正是由于“直观”,他的唯物主义成为“直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成为不彻底的,认识论成为直观的被动的反映论,在历史观上滑向唯心主义。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全 面贯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是依法治“官”。干部道德失范是堕落腐败的前奏。被人称之为“道德的沙尘暴”的某些干部道德失范的问题 ,已到了非抓不可的程度。我们不仅要在依法治“官”方面花大力气 ,还应该在以德治“官”方面下大工夫 ,唯有双管其下 ,才能取得成效。一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干部的行为来讲 ,道德主“内” ,法律主“外” ;对于抑制干部的犯罪来说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扬善抑恶” ,法律“惩恶扬善”。加强干部队伍道德建设最可靠有效的手段就是实行…     

随子思论"短"

古人云:“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战国时的卫国经常受到周围大国侵扰。有一天,子思对卫侯说:“苟便是一个能攻善战的人才,他可以统帅大军五百乘。”古时一乘战车有驷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五百乘是一支不小的队伍了。卫侯说:“我早就知道苟便有统帅军队的才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军。可是你不知道,他为官时,曾经在老百姓那里搜刮了两个鸡蛋吃了,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觉得好笑,但仍委婉地对卫侯说:“依我看,古往今来的贤明君主,他们     

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中的"两难矛盾"与"主观随意性"

1 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忧患传统 ,又光大了他青少年时期以及中年忧国忧民的思想。然而 ,将其所忧所患同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才是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本质与出发点。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历史上“落后挨打”历史悲剧重演 ,他晚年非常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 ,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而当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 ,这种避免“落后挨打”的忧患情绪就演化为“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晚年又忧患“富变修”…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明确指出: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     

"他者关怀":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的重要话语

因历史的惯力与现实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边缘”、“他者”境遇状况的改变尚需时日,更需国家公共政策的有力支持,由此,对边疆民族地区“他者”利益的关注和政策“关怀”,成为国家构建“全面小康”、“和谐”社会时期公共政策解答社会公正课题的重要话语。     

"文革"后的贺自珍

贺子珍的乳名叫“桂圆”,“贺自珍”这个名字是上学以后贺子珍给自己取的学名,取“善自珍重”的意思。她同毛泽东结婚以后,曾经请他为自己另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     

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哈贝马斯对"共识"与"歧见"之争的化解

维护共识还是维护歧见,是后现代主义哲学论争中一个重要的话题。一般人们认为哈贝马斯在强调达成共识时抹杀歧见的价值。这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种看法。哈贝马斯把对同一性的追求视为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征,但哈贝马斯并不完全赞同形而上学思维,而是对它进行了改造,形成他的“后形而上学思维”。在这种改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思维进行了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中提出了:“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体现了他力图要把差异包融于同一之中的重要思想。     

"毛遂自荐"后的悲哀

毛遂自荐”中的谋士毛遂和赵相平原君,分别以其大智大勇和慧眼识才而名扬天下,“毛遂自荐”也成为历史佳话。然而,人们常常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毛遂自荐”的成功和荣耀掩盖了“毛遂自荐”后的悲哀。 公元255年,强秦政赵。国乱当头,毛遂挺身而出,自荐出使,以三寸不乱之舌,说服楚王与赵国联盟,促成了历史上“合纵联横”大计,联手挫败了秦国侵犯,他也因“毛遂自荐”而流芳千古。这是事情喜的一面,但悲剧随后就发生     

中国蜀道与王蓬的"炼金术"

王蓬关于中国蜀道的文化散文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挖到了“金矿”，更在于他的“炼金术”，即王蓬如何把有关蜀道的诸多山水景色、历史故事、英雄人物、神话传说、风俗民情以及作者的诗情、史识等熔铸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件完整、甚至完美的艺术品。王蓬的“炼金术”即文章材料的“组织”方法或艺术构思、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使得他的蜀道文化散文既具有形象性、艺术性，又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和思想性。     

做好事的"心诀"

当领导应该,也必须多做好 事。但做好事也有原则问题、 分寸问题、方法问题,怎样把好事做好,我以为需要掌握以下“心诀”:一、要处理好做大好事与小好事的关系。群众利益无小事,此话固然不错,但实际上好事还是有大小之分,轻重之别。从前,溱洧河上无桥,百姓靠淌水过河,郑国有个官员叫子产的看到后,就派人用他坐的车送百姓过河,应该说子产能做到这一点很不易,可孟子却批评他“惠而不知为政”,认为如果他能利用自己为官的身份在河上修座便桥,岂不更有利,“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当领导的做好事,关键是把…     

评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空场"理论

如何认识萨特的“人学空场”理论,本文从文本出发,不囿于传统上的一些理论认识,对此进行了思考。认为,要认识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萨特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文章进而对其“人学空场”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     

庄子"逍遥游"的审美人生

庄子将“道论”引向人和生命,对自然、人生与自由精神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逍遥游”的审美人生哲学。庄子认为,“逍遥游”的本质是自由心灵的审美境界;指出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必须实现三个层面上的突破：我与外在现实之间,突破个人境遇的束缚,即“安命论”;我与他物之间,突破个体认知的束缚,即“齐物论”;我与“真我”之间,超越“我”。突破个体心灵的束缚,显现本真之“吾”,即“体道论”。这三个层面的突破,层层递进,最终使个体精神获得空前解放,达到了“物我两忘”的极致境界。     

孟子"民为贵"对当代中国领导的启示

孟子是较早阐述领导根本问题的思想家之一,他不仅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而且阐述了领导应采取怎样的施政方针才能实现“民为贵”的宗旨。孟子“民为贵”对当代中国领导有丰富的启示:首先,在民生方面,领导要体现公平正义的思想;其次,在政治生活方面,领导要体现民治原则;第三,在领导与群众关系方面,领导应强化服务意识。     

黄飞立:我的"牛鬼蛇神"岁月

1956年,音乐学院正在准备《奥涅金》的演出,排练很紧张,忽然有一天吕骥对我说：“是不是我们也成立一个合唱指挥系？”那当然好了。他说：“那你就去筹划吧。”那时候我是管弦系主任,作曲系的和声课还在上,事情很多,所以也来不及多想。过了几日,有一天晚上开会回来,吕骥和我一起上楼,说：“怎么样,     

毛泽东的"国家民主化"思想与当代"中国式民主"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执政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参考、借鉴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对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一些探讨和设想，非常必要和有意义。毛泽东的民主观尤其是他的“国家民主化”思想对当前的“中国式民主”建设在给与指导的同时也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从"三个代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体会

党的16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这个论断具有着多方面的内涵,但首先是从“三个代表”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和前进。 “三个代表”最初是由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高州进行“三讲”集中教育时提出来的。他首先从总结党的历史得出重要结论说,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