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

培养合格的公民是一切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大学是年轻人成才的摇篮。也是青年学子从校园走向社会的最后一个驿站,高校对于大学生“公民精神”的教育,尤其显得重要。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是现代社会大学生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青年志愿者活动对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大学生通过参加志愿活动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积蓄力量,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保障。     

志愿服务“集装器”: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整合及其生产机制——以皖北S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例

志愿服务“集装器”,是志愿服务资源汇聚和互动的场域,既是物理形态空间,也是“唤醒”公民志愿精神的符号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是集非基本公共服务于一体的“集装器”式综合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整合志愿服务资源,激活潜在的志愿服务力量,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效能,并培育社会资本和建构合作秩序。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服务“集装器”功能,必须按照“激活、整合、下沉”路径,不断催生志愿服务内生动力、凝聚志愿服务整体合力、推动志愿服务便民惠民。长期来看,过度的行政干预不利于社会自主力量的孕育和成长,应进一步强化志愿服务的自主性运作,培育基于公共利益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     

论志愿服务与大学生公民人格的孕育

公民人格是指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公民,在理性追寻法定权利的同时,自觉体认并践履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的个性特征及行为倾向。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公民人格孕育的实践路径。     

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崛起与发展

志愿服务是指自愿的、不以经济报酬为目的任何贡献社会的劳动形式.志愿服务所彰显的志愿性、公益性、公民性等特征以及服务实施状况,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及其文明程度的显著标志.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的志愿服务开启了迅速崛起与发展的历史进程.     

公民意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驱动力

政治现代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民主从政治层面向社会层面回归的过程。公民意识的内在精神表现为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是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桥梁。公民意识的欠缺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立足于中国的政治过程,积极探索培育公民意识的途径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行政的现代公共精神基本体现在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责任精神、参与精神六个方面。现阶段提升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包括: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关于“公民社会陷阱论”的思考——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本文以周本顺先生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论”为思考点，根据其《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行文思路，从公民社会的来源概念、公民社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培育和规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公民政治的人本特性与功能

公民政治,是指以公民为本的政治,这可以从民主、国家和社会这三种视角来理解。公民政治的人本特性即“公民性”,主要表现为人格性、个体性、平等性、责任性和确定性。公民政治的人本功能从古代到现代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古希腊的公民更多地意味着对城邦的公共道德与责任,而近代以来西方的公民主要是人权的享有者,现代西方则要求公民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责任(义务)或具有公共德性。     

基于社会学习德育理论的大学生志愿精神培育探析

志愿精神与志愿服务密切相关,是现代公民社会的核心精神,推动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传统向善文化面临挑战、志愿精神教育薄弱、志愿组织及制度保障不完善等外部因素和大学生自身的条件局限,是大学生志愿精神缺失、志愿态度保守和志愿服务俗化的症结所在。科学运用社会学习德育理论,积极从社会环境、大学生和志愿组织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能切实提高培育志愿精神的实效性。     

公民法律文化与公民参与行政

公民参与行政,一般是指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管理的活动与行为,公民法律文化是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法律文化基础.这里的公民,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国籍,而是指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具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公共事务等实践品德的好公民.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推进行政民主、促进参与行政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行政的意识,不可能从传统法律文化汲取力量;必须注重公民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这既是公民参与行政的文化基础,也是推进我国参与行政建设的必然之举.     

公民意识的自觉

公民是现代社会里特有的概念 ,是政治和法律概念的统一体。在现代社会里 ,人们缺损“人”的社会意识 ,更多具有的是“人”的自然意识 ,即公民意识缺损 ,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政治改革的淡薄性。而要建立现代社会制度 ,确立法治的政治体制 ,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等 ,如果没有公民意识的确立 ,所谓的现代社会制度也只能是一种不健全的社会制度。     

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探析

公民意识的生成是一个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客观条件下 ,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实践中官吏和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培育公民意识应全方位构建公民意识的生成机制。为此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民主政治 ,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 ,依法行政与公正司法 ,开展公民教育 ,发展公民文化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精神的价值与化育

公民精神是解读现代社会发展程度的深层判据，是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公民精神内含着公共利益意识、权责意识、互信意识、宽容和妥协意识，这些意识的彰显对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精神的化育，不仅要调整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发挥公职人员的模范作甩，而且要扩展公共生活空间，让公民在实践中知晓和培育公民精神。     

现代性论域中的启蒙理性与志愿精神

志愿精神作为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因此,中国公民整体志愿精神的培育具有时代意义。志愿精神有其特定的现代性背景,而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理性相关。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维度。从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来理解中国志愿精神的现状,发现以下几点:志愿者的主体意识大多处于自发状态、志愿者的公共精神有待培育、传统观念的作用根深蒂固、经济运行的理性化程度不够、志愿组织管理水平不高、志愿组织的自律化水平较低、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程度有待提高等。因此,深化现代性启蒙是培育中国志愿精神的当务之急。     

论公民社会的培育与权力监督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的兴起。而公民社会是权力监督的一个新的解析视角,培育公民社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培育公民社会 助推行政改革

公民社会在我国逐渐发展壮大，在促进政府改革、完善社会管理、维护公共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力量还不够强大，应有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政府要加强培育公民社会，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注重培育公民精神，积极与民间组织合作沟通，更好地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为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创造条件。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我国公民意识的薄弱与培育途径

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量。在我国,公民意识薄弱主要表现为：法律信仰欠缺、民主意识淡薄、权利责任意识缺乏等,其原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的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以及礼俗社会的伦理精神,抑制、抵制和排斥了公民意识的生成。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夯实公民意识生成的物质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为公民意识的生成提供制度保证;不断强化公民意识教育,为培育公民意识提供思想保障。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基于中国文化语境的分析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公民人格必然是“公民”的普适性内涵与文化国情的耦合,表现为主体性人格与社会性人格、律法性人格与道德性人格、自由性人格与一元性人格的辩证统一。基于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人格教育应确立主体性精神、社会公共精神、规范性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的教育价值目标。公民人格的确立一方面依赖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又仰仗于认知导向与价值建构、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社会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整体“合力”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