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活动选粹 陈东晓：拜登执政后如何重建可持续和富有韧性的中美关系

正2020年12月15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美教育基金共同举办"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关系未来"视频研讨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应邀参会并做主题发言,这里是部分内容。首先,当务之急是重建中美关系的共同基础。中美关系的原有框架已被打破,容易失控并且受到日益增长的双边具体争端和分歧的冲击,亟需重建新框架。包括即将执政的拜登政府在内,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表层与深层分析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建交4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然而,中美关系不会滑入冷战对抗的陷阱,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在表层上呈现为战略性竞争,但在深层结构上呈现为一种制度化协调。决定中美关系未来的关键是能否通过制度化的协调与合作来稳定中美关系,推动建立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共同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比较——基于议题领导权视角的分析

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战略竞争加剧,但双方在该领域的策略取向却截然不同。对此,既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制度和地位三种视角进行探讨,权力竞争视角认为国际制度策略从属于权力分配和权力互动,制度竞争视角强调制度竞争和制度制衡的作用,地位竞争视角关注国家对国际地位的追求。本文主要基于议题领导权的视角,探讨中美国际制度策略取向背后的逻辑。随着世界朝着多元复合秩序演变,权力竞争的方式对于中美战略竞争的功效有所下降,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竞争也逐渐显现。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奥巴马和拜登政府则偏向排他性多边主义,其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制衡中国,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的同时也谋求提升国际领导权。当然,双方在国际制度领域并非零和竞争,议题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使得中美双方的制度竞争没有权力竞争激烈。展望未来,议题领导权竞争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形式,中美双方能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不同领域加强议题领导权,最终形成中美各具优势、相互制约的局面。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结构性战略互动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

结构性战略互动是审视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视角。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发展是两国从各自安全利益出发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从战略伙伴的终结到战略方向的迷失,经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和短暂的战略对抗,再到致力于构建新的战略合作,中美安全关系在冷战后已经历了复杂而频繁的起伏波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战略互动决定中美安全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安全关系仍然无法摆脱摇摆不定的基本格局。     

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历程、经验与启示——兼论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战略竞争有所加剧,两国战略关系面临着再塑造的问题,这也就使得对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历程与经验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近年来中国对中美关系主动进行战略塑造的重要尝试。美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经历了观望期、试探期和冷淡期三个阶段,由"谨慎乐观"转变为"冷淡处理",最后变为"置之不理"。中美战略关系的塑造经验在于要注重凝聚战略共识、承认战略能力、增进战略互信、协调战略利益和管控战略分歧。这对于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再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保持稳定。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美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

中美关系并非单纯表现为冲突或合作,而是呈现“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对此,可从关系细分、关系分层、关系聚类和关系波动四方面进行剖析。关系细分指中美关系的互动方式不是冲突与合作的二分,而是可细化成一个从冲突到合作的谱系,该谱系至少包含显性暴力冲突、显性非暴力冲突、隐性冲突、胁迫性合作、竞争性合作、依附性合作和对称性合作等明确类型。在不同问题领域之间,中美互动和关系形态存在多样性,形成关系分层。在地理空间上,中美关系还表现出以各自为中心的关系聚类,具体体现为中美两国在不同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以及与相关国家的亲疏远近。关系细分、关系分层和关系聚类综合构成了中美两国在特定时期的总体关系形态和在特定时间段中的关系波动。这种波动又可区分为关系调整和结构性变化,当前的中美关系已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本文尝试对“冲突-合作”复合形态进行分析,从而为管控中美分歧和促进双方合作并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参考。     

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专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钱文荣研究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国国家利益已超越国境,正在逐步扩展到五大洲,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与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的冲突也增多,美国对我国的疑虑明显增加,大大加强了对我国的防范和遏制力度;与此同时,由于两国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交汇点,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方面两国合作的内容和范围也在扩大。中美安全关系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格局。如何处理好如此复杂的安全关系,关系到中美关系能否长期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进而关系到两国各自长远的战略利益。为此,本刊记者特采访了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美国研究中心常务执行主任钱文荣先生。现将采访的内容整理如下,希望能对人们深刻认识中美关系有所裨益。     

巴黎气候大会后的中美气候合作

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领域,气候合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次要到主要,从边缘到核心的转变过程。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和最主要经济体,双方自2009年以来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无疑对2015年年底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和《巴黎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积极贡献。尽管仍存在诸多分歧、面临诸多挑战,但巴黎气候大会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也对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做出了重要安排。因此,在《巴黎协定》签订之后,中美双方的合作将会在两个方面得以持续:一是重点推动前期合作成果的落实,二是在新协定框架下推动地方层面、技术层面以及更具体领域的气候合作。可以认为,中美气候合作将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动力。对中国而言,中美气候领域的沟通合作和分歧管控对维护双边关系的整体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与中美军事关系

气候变化是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但这一重要命题却在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难以找到破解良方。作为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中美两国应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在适应和后续应对方面进一步提升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军队应加强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领域的协作和配合,尤其是在对两国均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而中美在敏感军事领域的有效合作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     

中美关系——一种非对立视角的分析

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笔者认为,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尘封的中美合作所真相

作为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合作所抗日有功,但长期以来它却成了美蒋罪行的代名词,被不断妖魔化,造成了历史的误会。中美合作所,全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共同创建的用于训练特工的场所。中美合作所成     

从互补到竞争：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的关系评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在促进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上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欧国家开始改变以往对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忽视状况,通过提出新的全球倡议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的投入,这被认为是为了抗衡“一带一路”倡议并强化对华竞争。然而,这种认知和单一思维夸大了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竞争关系。“差异互补”是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领域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一结构性关系在美国对华实施“接触融入”战略时期得到中美双方的认可和肯定。当前中美在非洲基础设施上表现出的“战略竞争”更多是美国对华竞争在非洲的投射,是由美国将非洲基础设施视为权力博弈工具的认知引发和挑起的,并未反映非洲的现实和需求,“差异互补”也依然是中美在非洲关系的基本事实。     

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中美欧是特殊的三边关系。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洲是影响中美博弈和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欧盟将中美竞争视为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并基于战略自主采取"不选边"的策略,同时谋求在中、美间发挥调节作用,以期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但欧盟对待中、美并非不偏不倚,其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与美国共同加强对华政策协调,这正是三边关系的特殊性。经过数年的磨合,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大致可概括为经贸与科技竞争、对投资与出口管制及设限、军事威慑与防范、人权施压与对抗、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地缘战略协调。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加上双方共同的短期利益等因素,使得美欧对华协调联动的可能性上升。今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会更加清晰,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对华协调联动将会进一步增强。然而,美欧结构性矛盾以及涉华利益不对称将使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欧盟在中美博弈中采取平衡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避免使自己"选边站队"。此外,对欧盟而言,美欧协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建立"反华联盟"。     

中美关系尚未发生"质变"

从1979年建交到2018年经贸摩擦升级为"贸易战",中美关系经历了40年变迁。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国内利益集团推波助澜,急于寻找竞争对手。特朗普本人及其执政团队的保守主义倾向加快了美对华示强的步伐,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者"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进行"全政府""全社会"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导致中美关系遭遇建交以来的艰难时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从美国战略目标和实力匹配度、中美力量再平衡、两国相互依存度及大国关系等方面看,在构建新的力量平衡过程中,中美关系会有起伏和波动,但总体可控,两国关系发生"质变"的可能性不大。     

从长远和全局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

自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正式发表，时间已跨越整整40年。40年来，公报所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并未随着时间的流转而被磨灭，其阐述的原则也一直被认为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石。回顾历史，世人无不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战略胆识和政治智慧所折服。今天，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在继续保持合作的同时，依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分歧。     

中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在求索中前进

中美两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进行反恐合作既符合本国国内发展的需要,也是促进两国在不存在竞争的领域实现合作、建立互信的重要方式。由于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不同,两国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存在分歧。但是,中美两国都需要贸易安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以市场价确保相互之间能源出口,以及与世界其他伙伴国家的能源出口安全运行。高于一切的战略利益能够促使两国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并且避免出现任何形式的对抗。因此,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在情报、外交及海上反恐等方面的合作,将援助转化成反恐的手段。在反恐合作的过程中,两国应始终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寻求更好的结果。     

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

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挑起的贸易摩擦表明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中美建交四十年来最深刻的调整,但如果说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则为时尚早。中美关系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各种交流仍在继续进行。中美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脱钩是不现实的。冷战的两大特点是意识形态对立和集团对抗,中美关系没有表现出这两个鲜明特点,冷战不是中美关系的选项。在中美之间博弈和竞争常态化的情况下,缓和摩擦,管控竞争,争取中美关系的大体稳定仍然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