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版DRGs”,破解“看病贵”难题的“妙方”——广西柳州市实施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工作纪实

正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严格控制迅速增长的医疗费用成为我国医保改革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如何破解这道难题?随着全民医保的全速推进,百姓的就医需求不断升级,三级医院"人满为患"、一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如何破解老百姓"看病难"问题?随着"以药养医"及各种不合理诊疗行为的层出不穷,患者负担日益加重,如何破解老百姓"看病贵"问题?     

浅谈医药暴利中的行政监察

目前,我国医药乱收费现象依然严峻。就行政监察而言,缺乏有效的医药成本监督机制,医药销售的监管机制不健全,是医药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医药监管部门应依法从严监督、整治药品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医院用药审计工作,严肃查处医生利用职权滥开高价药和医院的不合理用药案件;政府应收缩自己的管制线,建立正常的、自由竞争的医药市场所需要的规则体系和规则执行机构。     

房租管制的法经济学思考

在＂国八条＂、＂新国八条＂颁布之后,各地房产限购政策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在抑制房屋价格上涨的同时,也推动了房屋租金的上涨。有学者和网民呼吁实行房租管制,房租管制是价格管制的一种,通过规定租金的最高价对房屋租赁市场实行管制。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房租管制。长时间后,房租管制将造成房屋短缺、质量下降,使房屋出租人和潜在承租人的利益受损。     

公立医院普通医务人员收受回扣定性分析

当前公立医院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引发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临床医生、药品采购员等普通医务人员是否系"从事公务"的争议,商业统方的出现又使药剂师、计算机工作人员等成为公立医院受贿犯罪的新生群体。本文通过对公立医院普通医务人员收受回扣行为定性分析,指出在现有医疗体制下临床医生的处方权是从医院药品经销权中派生而来,具有公务性,临床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应认定为受贿罪;而对统方人员收受回扣的定性应以其职务内容是否具备统方职权来区分。     

公立医院药事服务的法律解释

2009年《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首次增设的药事服务费是我国公立医院药品价格机制改革的重要创新。用法律思维解读,因患者就医形式不同,药事服务兼具代理和买卖的法律关系或公立医院与患者的代理关系,药事服务费法律化有助于患者权利的保障,推动药品价格机制改革。     

域外管制约束机制对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的借鉴意义——基于韩、澳、加三国相关制度考察

管制本身是中性的,合理的运用有助于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过度管制则会束缚企业的竞争力,政府或者其他公共权力机构在拟定管制政策时,有必要进行自我约束。今年来,重视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国家都强调"管制约束机制"建设,韩国建立了以公平交易委员会为核心的管制政策竞争影响评估机制(Competition Impact Analysis,CIA),澳大利亚建立了直接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负责的管制效果分析机制(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RIA),加拿大则由中央政府推行精细化管制改革,在管制领域全面实施精明管制(Smart Regulation)制度。上述管制约束机制建设的目的明确,手段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和借鉴。     

垄断行业管制体制再改革的战略重点

垄断行业管制体制的再改革是中国深化市场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政府管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重要基本职能,但政府管制作为一种自由裁量权很容易被滥用,从而出现管制失灵的问题。因此,有效的政府管制必须以有效约束政府行为为核心,实现法治,消除利益集团的阻碍和行政体制运行的内耗,从而建立有效的管制治理制度体系。     

我国车用油品管制问题研究——基于管制俘虏理论的视角

管制俘虏理论作为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工具被国际学界广泛地应用于政府能源监管、环境保护研究中,并随着实践的检验与锤炼而日臻完善。我国大气污染问题、雾霾事件常态化实与政府车用油品管制问题休戚相关。基于管制俘虏理论视角,我国车用油品管制低效的主要原因是管制机构拥有过大的行政自主权;产业利益集团积极的游说活动;政企管制合作产生的利益勾连;官员个体易被管制俘虏;"旋转门"创造更多俘虏条件等。纠正与防范管制俘虏应重塑整合政府油品管制力量;继续深化石油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监督力量。     

价格体制改革：中国新医改的破冰之举

药品价格体制的改革雷声，之所以令人感到意外，并不在于季节性。事实上，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医改领域长期受到漠视或忽视。在我看来，中国新医改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去行政化。具体而言，政府对医疗服务的行政管制，很多完全没有必要，应该彻底解除；即便确有必要的政府管制，也应该改革管制的制度和措施。简言之，解除管制和重新管制应该成为中国新医改的主要抓手。这其中，价格体制改革理应成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     

对政府的管制:增加还是减少

本文通过考察对英国政府的管制,简要说明在1997年之前的20年间以及布莱尔政府执政的前两年,对政府的管制极大地增加了,集中体现在1999年《政府现代化》白皮书中。然后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制性自我管制”的理念,并重点阐述了把相互关系、监督和评论、竞争和随机性运用到对政府的管制中提高管制质量的建议。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出租车行业管制:一个街头行政议题

出租车行业准入、价格、数量以及安全和服务质量管制政策兼具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出租车营运兼具独立性和流动性,其管制效果严重依赖于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行政能力。一线稽查因处于开放的"街头"空间,依赖于半正式行政人员,是稽查人员与驾驶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容易爆发行政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街头行政发展出了中间层、分类治理和联合整顿机制。这些机制部分解决了街头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却并未改变街头行政属性。出租车行业管制亟需通过新业态的形成改变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官僚角色。     

服务型与管制型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为应对不同历史环境,中国政府提出了管制型与服务型两种政府治理模式。相较而言,一定背景下二者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可塑性。不过随着全球化浪潮逐渐席卷中国,管制型模式的施展空间也逐渐被禁锢,已经从"台前"退至了"幕后",而服务型模式却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取代管制型模式成为时代的新宠儿。通过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将对二者角色转变的原因以及服务型模式成为政府模式转变主流趋势的历史必然性进行探讨。     

“三明医改”评估:卫生治理框架的分析

卫生领域的公共资金作为稀缺资源,大规模投入必然会导致对新增资金及其控制权的争夺,触发医改过程中的政治。卫生治理并不是政府包办,其精髓在于让政府充当协调者,将社会、市场和个人整合起来,通过制度和政策安排形成合力,以真正实现"病有所医",实现满足美好生活健康需求的愿景。权力、责任和利益在政府、"医疗""医药""医保"和公众等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和相互间的钩嵌关系将最终决定卫生政策的效果。从治理视角下来分析政策效果,有助于后续有针对性校正、修改卫生政策和措施。本文运用上述理论框架对三明医改作实证分析。     

有限理性下政府管制者的管制——基于中国行政语境的探讨

政府管制者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政府规制的有效性。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入手，分析有限理性人假设在中国“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的行政语境中对政府管制者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管制者管制的路径：从法律规制、行政问责、第四种权力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等方面来实现对管制者权力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     

政府管制错位的物权法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政府在管制对象上错位。将物权按状态结构分类为明确归属的本权利与发挥效用的附属权利。附属权利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一系列行为集：由本权利决定的可能行为选择集和受约束的实能行为选择集;实能行为选择集又分为市场行为选择集和社会行为选择集。政府的作用是以禁止性规则和限制性规则约束市场行为选择集而筛选出社会行为选择集。物之归属和流转状态是市场自由,政府界定物权利用的行为正当与否是市场与政府关于物权利用分工的前提。政府的管制对象是物权利用行为的抽象限制和不当行为的具体处置。     

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的法律思考

加入"WTO"给中国的电信服务业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应当突破以往行政管制的传统思维模式,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界贸易组织所制定的《基础电信协议》的规则,扩大政府管制的竞争机制,探寻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放松管制视角下中国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策略与路径探索

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当前我国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针对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长期的政府强管制导致我国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仍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内部低效率、腐败严重等问题。因此,放松政府管制仍是我国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取向。由于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的业务一般包含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放松管制改革也要针对不同性质的业务,采用不同的管制改革措施,实施分类管制改革战略。     

关于公立医院改革的几个问题

公立医院改革是新医改的重点和难点。无论是改善医疗保障公平性还是提高医疗服务绩效,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看病方便、便宜、放心,都要依靠公立医院改革。但是,目前对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还缺乏共识。本文从理论和国际经验的角度,探讨政府"购买医疗服务","养人"还是"养事","管办分开"和"政事分开",以及关于举办公立医院的政府层级等问题,并提出,公立医院是我国的制度优势,应该以一体化为抓手,以信息化为手段,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论政府服务与管制的关系

服务和管制是政府施政的两种基本手段,在不同类型的政府中,服务与管制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就服务型政府而言,它是为服务而管制;而对管制型政府来说,服务则是其实现管制的一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