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式的法治

王元化先生《九十年代反思录》之“近思札记·八”对“诸葛式的法治”作了阐发。先生引贺麟《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法治的类型》一文，认为《出师表》中“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几句话“既提出严纪律，信赏罚，兼有申韩之长，又提出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乃是代表道德的法治最精要的宣言。”接着又说挥泪斩马谡“更说明诸葛对行军的法令，朋友的情谊，双方顾全”。     

《管子》的法律思想及现代意义

<管子>的法律思想既系统又有特色,尤其是其中"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对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梳理了<管子>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以期展现<管子>法律思想的全貌,进而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的借鉴价值.虽然<管子>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的"法治"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法治"之理、"法制"之术古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还是大有裨益的.     

贪官想不到的『意外』

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王立群先生在讲<史记>秦始皇之兄时,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历史最怕意外,但历史又往往充满着意外.     

陈寅恪与《红楼梦》

史学大师陈寅恪并未曾就<红楼梦>一书做系统之研究,然通过考察相关资料及翻检陈先生之相关著作,<红楼梦>中相关人物、资料时时出现.尤其是中后期所著之<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三部书中,相关论述尤多.陈先生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以及文化取向和人文精神世界的深邃而丰富.     

论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之“法”的标准——关于完善《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一种思考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制定的<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它对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部法律在实践中所反映的问题也一一显现,修改<行政诉讼法>已成为热门话题.本文试就确立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之"法"的标准问题,谈谈如何完善<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实现宪政目标下的中国行政法治

建设法治政府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为我国政府行为法律化、规范化、理性化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向前跨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文对宪政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对话辨共识争鸣求精进

一、研究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民商法学界出版学术著作达七十余种,包括王利明著<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债权总则编>及<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徐国栋著<人性论与市民法>;申卫星著<期待权基本理论研究>;孙宪忠著<争议与思考——物权立法笔记>;崔建远著<论争中的渔业权>;韩世远著<履行障碍法的体系>;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及<人格权法>;张新宝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理解与适用>;甘培忠著<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蔡元庆著<董事的经营责任研究>;姚德年著<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等等.创作之丰硕,可谓"一任满庭芬芳".限于篇幅,恕不一一罗列.     

也谈专利标识权行使的合规性——兼与杨喆先生商榷

目前,我国对于专利标识权行使的规定主要见诸于现行<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2003年5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方式的规定>.对杨喆先生<小议专利标识权行使的合规性>一文中提出的"采用了专利技术的产品就是专利产品"的定义、"专利申请中"和"本产品已申请专利"是一种符合<广告法>的客观事实、标注"专利申请中"和"本产品已申请专利"的行为值得鼓励和提倡的观点提出质疑.标注"专利申请中"和"本产品已申请专利"的行为虽然不受<专利法>调整,但有悖于<广告法>的立法本意,因此不应鼓励和提倡.     

《九朝律考》“北优于南”说献疑

程树德先生在法史学的定鼎之作--<九朝律考>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南北朝分裂之际,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此观点影响久远,目前通行的法史教材中基本上都在复述这一观点.在阅读<九朝律考>的基础上,献上三点心得:北魏律之优未能一以贯之;南朝诸律并非无所建树;北周律并非无善可陈.     

法治的恪守者——燕树棠先生的生平与思想

燕树棠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法学家和法律教育家,在中国法学史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对社会时弊的深刻洞察、对现代法治的信仰与恪守,体现了这位中国近代杰出法律人的智识与执著。服膺法治,是燕树棠先生思想的重要特征。他的法治观,并非是简单的"法(制度)决定论",而是在坚持法治之前提下重新提倡"人"的重要性。他将之寄寓于理想的法律教育,尤其是"法律头脑"的养成。     

侵权之"权"的认定与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途径——兼论《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本文讨论侵权法对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范围及规范途径.文章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侵权之"权"包括哪些权利及利益,纳入侵权之"权"的权利或者利益该如何加以规范?文章提出,<侵权责任法>基本上还是延续了<民法通则>模式的规范途径.<民法通则>模式在对民事主体利益的规范上尚存在不足.但是,<侵权责任法>为进一步解释留下了空间.应当采德国法的权益区分模式解释<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6条第1款,以此构建我国侵权法的权益规范途径.如此,既可以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也可以保持法律的灵活性,还可以减轻民事立法的负担.     

为民主与法制鼓与呼

<法治与社会>杂志的言论栏目"想说就说"颇具特色,该栏目中的不少言论犀利、透彻,读之令人耳目一新,有酣畅淋漓之感.     

枯木逢春的《子恺壶》

如果说壶艺家谈桃林把弘一法师宽宏的胸怀比作足巍峨…峰的话,那么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先生就是矗立在谈桃林心中的一棵参天大树了.<弘一壶>问世后,创作一款纪念丰了恺先生的<子恺壶>的意愿在心底涌动着,他的设想得到丰子恺先生之女丰一吟女上的支持和帮助.刚开始,让他思索最多的莫过于如何将这株"大树"塑造成有形的"艺术之树",他想到了艺术紫砂之鼻祖--供春.早在明代正德年间,供存以树瘿为造型制作的"树瘤壶"开了艺术美陶之先.……     

高考作文渐远时事是一种进步(外三则)

看2010年各地的高考作文题.从广东的<与你为邻>到江苏的<绿色生活>,天津的<我生活的世界>,湖南的<早>,北京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等等,时事感确实大为弱化,这是一种进步.2009年高考结束以后,鉴于当年的高考作文题有较大比例过于贴近时事,比如<明星代言>、<圆明园兽首拍卖>、<弯道超车>等,而社会上对此又多有赞誉之声,我就提出:高考作文,能否离"现实"远些?     

物上请求权的诉权与物权基础

一、问题意识 自<民法通则>中规定"民事责任"这一章至今已有二十余载.是否保留这一中国特色,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又成为焦点.赞成民事责任立法者提出不规定物上请求权,将之并入侵权法,在侵权责任编专节规定侵权责任形式,其中规定一条: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不以侵害人有过错为要件.     

“灋”意考辨——兼论“判决”是法的一种起源形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1]前代法学著述例多援引,近年出版的法学新著如<法学基础理论>、<法学原理>、<法学通论>、<中国法制史>等一律因袭这一近二千年的传统论断.     

浅议法治进程中的良法与恶法

人类社会法治进程中,古今中外从未停止对法律善恶之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良法善治",首次官方明确依法治国所依之法必须是良法。本文从中外法学主要流派对法之本义所持观点,及我国大陆对法治探索进行分析,提出在现阶段法律尚未完善,存有诸多漏洞;法治进程中除了适应形势需要及时对不适宜的法律进行废、改、立外,在基层法治实践中更要按合乎法的正义、公正、自由等价值理念进行解释,分辨良法与恶法,从而排除对"恶法"适用。     

《诗经》《楚辞》“还乡”母题原型及比较研究

"还乡"母题渊源于原始蒙昧时代的生命体验和思考,及至<诗经><楚辞>时代衍生出现实性以及个体生命"存在之思"的精神性"还乡"内容,成为后世文学的书写和想象的灵感源泉.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第一次集中书写了农耕文明背景上的"还乡",在回归家园以及对生命来源的感恩中,<诗经>流贯着人世之归的素朴世俗情怀.比较而言,诞生于巫风盛行楚地的<楚辞>,因其更多原始文明神秘性和宗教感的存续,诗人一方面行吟于人世之归的"还乡"之路,另一方面又走向超迈的神界之游.     

可量化的正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研究报告

随着法治话语获得广泛认同,如何以指数评估衡量一国一地的法治发展水平,通过中立化技术方式促进法治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大课题。当前,法治指数在中国具有独特意义,各地兴起的地方法治实践中以量化指标方式推动法治发展已逐渐成为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法治指数的综合研究,可以发现,"客观与主观"、"封闭与开放"、"特殊与普遍"之辨是地方法治定量中的三对基本矛盾;在评估方法选择方面,德尔菲法具有一定价值;指数计量方面,求平均值法可以作为主要方法。法治指数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因此,地方法治评估过程中需要理性看待评估,突出地方特色,同时最大限度扩大公众参与。     

论斡旋受贿犯罪的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但我国目前设立受贿罪"罪刑系列"的时机尚不成熟;移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影响力交易罪"作为第388条的罪名也欠妥,故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立为"斡旋受贿罪",并借此次修订的良机,对<刑法>第388条的法定刑作进一步调整,使法条整体统一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