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程子华伯伯

正一程子华伯伯比我父亲吕正操小一岁,但是我们都叫他程伯伯。因为他的革命历史远早于我父亲,我父亲1937年入党,程伯伯1926年入党。他参加过叶挺指挥的北伐军、叶剑英领导的广州起义和彭湃领导的保卫海陆丰红色政权的斗争。1929年,他成功策划了大冶兵暴,被中共中央高度赞誉为"模范兵暴第一声"。1934年,他在中央苏区瑞金接受周恩来指示到鄂豫皖苏区工作,一直担任红二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工作。1934年底,他指挥作战身负重伤,双手致残,昏迷两个     

我的老父亲

正"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每次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起我的父亲。今年81岁的父亲名叫邵应方,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老家甘肃庄浪县来到团场成为一名连队职工,先后在连队基建班、浇水班、炊事班、林管班岗位工作。父亲身材魁梧,坦诚淳朴,脾气倔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的同事都称呼父亲"老邵"。上世纪六十年代,连队生活物质极度匮乏。     

穿鞋“穿”出的两场“风波”

正一个周六,我如往常一样去女儿家接外孙。一进屋,只见客厅地上摆满了鞋,外孙正在鞋堆中翻腾,这只拿起来扔到一边,那只拿起来看一会儿又放下。10分钟过去了,外孙依然光着小脚丫。眼看着外孙半天也穿不上鞋,女儿气得拎起一双就往他脚上套。这下可好,外孙一脚踢掉鞋,哇哇大哭起来,边哭边往我怀里钻。     

我与《党的教育》的不解之缘

一我是读着《党的教育》长大的。最早见到这本杂志,是1960年的冬天。那年我只有九岁,是包头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见父亲用母亲绱鞋用的锥子和纳底用的麻绳在装订一摞书,就凑到跟前去看。那些书跟我们的语文课本一样大小,但比语文课本要薄好多,我数了数,一共24册,父亲把它们订成二本。我拿起已经订好的一本,见封面上的4个字写得很潦草,就问父亲:"这是什么书?"父亲告诉我:"是《党的教育》,是给党员们看的。""我看看可以     

漫谈过年

正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拣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     

父亲的身份

正70岁的父亲近来一直黑着脸,紧锁眉头。那天,家里人都嚷嚷着要给父亲办个生日宴。正好他的长孙刚好10岁,我这个"老幺"也年满36岁。以三代"共庆生"宴请亲朋好友,怎么也说得过去吧?母亲刚在饭桌上开了口,却见父亲立马双眼一瞪,把饭碗重重放下,斩钉截铁说道:"不办!我是什么身份?"这话一出,我们皆扑哧笑出了声。我故意激将":爸,您是什么身份?村主任都退位快20年了,现在就一个庄稼汉……"刹那间,父亲火了,霍地     

郭廷万与长征——拄着树棍到陕北

我1913年生于福建省龙岩县江山区同碎村的一个贫苦人家里。我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中只剩祖母和父亲,有房子两间及祖传下来的造纸作坊一间。刚开始家庭主要生活来源是帮人家做纸、耕田和给人家做短工来维持生活。后来自己做不起纸了,就给别人做,自己与人家合买一条牛来耕种。牛死了之后,就给人家合放60只鸭子和租种地主的田为生活。每年要买半年粮食才够吃,而且每年都要向人借钱。小时候我每天跟着父亲到大山去给人家做纸;7岁至9岁时,就会替父亲放牛;10岁至11岁就领放别人的牛,一年可以赚得几斗谷子的工钱;12岁至14岁就帮助父亲耕田和放鸭子。后来     

最美的陪伴

<正>父亲是爷爷的养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家里还有两兄一姊。在那个困难的年月,父亲被送到了爷爷奶奶家。我出生前一年奶奶就去世了。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每天都在悉心照顾日益年迈的爷爷。爷爷70岁时摔坏了股骨头,不能下床。父亲每天很早就起来给爷爷接尿、洗漱,母亲则给爷爷煮奶熬粥。爷爷大小便失禁,父亲总是耐心收拾,从来没有不悦之色。他是那样细心、小心,     

车费

正父亲今年已经76岁,大半辈子在农村耕种锄耪,从没有进过城。秋后,我打的把他老人家接到了城里,想让他享享福。车到了地方,父亲见我给出租司机50元车费,心疼地说:"哎呀,300斤大白菜没有了!"看着父亲那心疼的表情,我劝慰道:"人挣人花嘛,您别心疼。咱上滨河公园看看吧,可大了,比咱们家的庄稼地好玩儿多了!"父亲摇头,说:"让我看看宽敞的街道、绿树红花和高楼大厦就知足了,省点儿门票钱吧!"为了让父亲开心,我灵机一动,骗父亲说:"我正好有两张赠票,不花钱。"     

我与父亲郑渊洁的“战争与和平”

18岁，父亲将我“扫地出门” 2001年6月30日是我18岁的生日。为了庆祝我终于成年，父亲送给我一辆“奥迪A6”。我兴冲冲地奔下楼，摆弄新车，只听他正经八百地说：“从明天起，你就不能向我要钱了，住在家里就得交房租、水电费、伙食费，咱俩出去吃饭都得AA制。这就像汽车有保修期一样，人生也有保修期。人的保修期就是18年，如果你18岁之后还要由父母管，那就是废品、次品。”     

爱在身后二十米

正读初中时,家离学校有三四公里的路程,那时家里又没有自行车可骑,全靠一双脚板走。第一天上学时,我起得特别早,父亲也跟着起床了,他收拾利索了,就在一旁等我。"你起来干什么?"我问他。"送送你!"父亲指着外面漆黑的夜。"不用了,我都这么大了,又不是小孩子,我不怕的!"青春年少的我,在父亲面前表现得像个大人。况且,与我一同上学的,还有同村的狗蛋,不就是走山路嘛,有啥怕的?面对我的拒绝,父亲迟疑了一     

不敢老的父亲

父亲比我大了整整50岁,老来得子,高兴得放了两大挂鞭炮,摆了10桌宴席,还开了那瓶存放了两年都没舍得喝的五粮液。3岁时,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去幼儿园报名,老师问:"您孙子叫什么名字?"父亲哈哈一笑,故意让周围人都听见似的,扯着嗓门高声纠正:"你看我哪这么年轻就有孙子了?这是我儿子!"我站在他高大的身躯旁,像一棵被大树庇护的小苗,一脸得意。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正>"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小时候,每当这个旋律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就梦想,长大后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人民检察官。父亲1998年考入额尔古纳市检察院时我才8岁,在一个小孩子单纯懵懂的世界里,父亲穿着一身绿色的检察官制服,特别威武,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自豪。那时,我认为当检察官真好。2000年母亲下岗了,在外面自己找活干,每天早出晚归,特别辛苦,没有时间照顾我。父亲虽然很忙碌,但还是肩负     

在抗日的战火中成长

1924年,我出生在肇州县李家粉坊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4岁时母亲去世,7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身亡,我被家徒四壁的叔父收留.从12岁起,我便到大户人家打工,经常忍饥挨饿.1932年6月,日军侵占了肇州县,百姓的生活更苦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抓劳工、杀人.     

洋芋

正父亲抡起坎土曼,用力刨下去,搂上来,一大嘟噜一大嘟噜的洋芋,就从土里神奇活现地显露出来,有的还裹着泥土。我没等父亲的坎土曼刚落下,就迫不及待地拥上去,抢着摘下中间最大的洋芋,高兴地举着向父亲"表功"。然后才仔仔细细,把所有的须根都翻个遍。于是,所有的洋芋都乖乖地躺到筐里去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修辞里有比喻一说,但是在那个秋天里,我从父亲布满皱纹的笑脸上,看到了春天的影子,春天似乎就在父亲的眼角、嘴角和挂满细细汗珠的额头上。     

我的好父亲

<正>亲爱的父亲,您36岁时生我,72岁时离开我,陪我整整度过了36年。您离世已15个年头了,但您却好象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您永远活在我心里。对我而言,女儿认为您是天底下最优秀的父亲。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做您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我的好父亲!"     

回家乡摘杏

汽车驶上开洛高速，心情随视野豁然开朗。 昨天晚上，表弟又打来电话，催我快点回去，说杏园里的杏都熟透了，再不摘就要烂了：于是我自驾车，带着妻子和4岁的小外孙，一大早就上了路。     

父亲一生跟党走

正在党的99岁华诞来临之际,我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的女儿,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要热爱党,要一辈子跟党走。"这是父亲生前常对我说的话。我的父亲谭炳文(曾用名刘少怀)是1935年入伍的老红军、老党员。当时红二、六军团长征路过父亲的家乡——贵州省大方县,16岁的父亲认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于是参加了红军。当时他的个头还没有步枪高,军装上衣盖过膝盖,裤子得挽好几折才不绊脚。长征路上,不仅要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忍受饥饿的考验。     

“文”心雕“龙”

父亲对相声事业的倾心倾力是源于对党和国家的崇敬,对人民的热爱。父亲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侯宝林,要入我就入共产党。"父亲对党的热爱深深感动着我。虽然直到临终,父亲依然没能加入党组织,但他没做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追忆我的父亲

正父亲接着说:"他们欠我们的账我记不清楚了,还不还由他们。反正我们欠别人的账一定要还。人死账不能死啊……"父亲因积劳成疾,在母亲去世一年半后离我们而去了。弹指一挥间,父亲离开我们已3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父亲是一位勤劳朴实、待人忠厚、心胸博大、令我非常敬重的普通农民。母亲因病去世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既要忙农活,又要筹划盖新房,还日夜为尚未成年的5个孩子的吃穿住行考虑。父亲非常爱我们,同时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在12岁我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初中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