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又称行政审判权限范围，是指人民法院受理行政争议的权限，也即哪种行政争议该由人民法院管，哪种不该由人民法院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仅关系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关系到公民权益的保障问题，因而，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调整好行政权、司法权以及诉权具有重要意义。     

谦抑与能动:民事审判权运行之相对限度

民事审判权具备谦抑性与能动性两种属性。程序启动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应尊重当事人对诉权、诉讼标的及程序的选择权,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对诉权行使作必要审查,对诉权滥用作必要规制,对诉讼要件作必要限定。诉讼推进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应遵循权责统一、司法中立和程序理性原则,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要审查当事人的适格性,要衡平双方力量差异,要控制诉讼时空的推移,要强化公共利益的维护。案件裁判阶段审判权之谦抑性要求法院裁判不得干预立法权,不得超出诉请范围,不得违反既判力原则,不得主动启动执行程序,而能动性则要求法院能动运用办案技巧以做到案结事了,能动解决个案纠纷以引导政策制定,能动解释法律以弥补技术漏洞。     

论刑事审判吸纳民意之限度与路径

在当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刑事审判吸纳不真实的民意、不吸纳民意、过度吸纳民意和直接吸纳民意的误区,使得刑事审判或者与民意脱节、或者沦为民意的附庸。正确处理刑事审判和民意的关系,要求刑事审判既要吸纳民意的合理诉求又要对吸纳民意的风险保持警惕,即要做到有限度地吸纳民意。刑事审判吸纳民意应遵循充分甄别原则、适度吸纳原则、程序吸纳原则,并建立民意采集和甄别机制、民意引导机制、民意吸纳机制。     

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运行机制研究

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就继续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法院更加关注审判管理和审判运行机制,更加注重法院内部的制度机制建设,更加注重案件处理的质量和效果,更加注重法院自身的科学发展等问题。如何厘清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并确保各司其职、科学运行,是人民法院实现科学发展,实现     

我国民事审判权作用范围之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的主管制度,由于欠缺相关诉讼原理的支撑,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种种弊端,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权的范围,应当在现代司法理念的基础之上,将诉的利益作为核心基准。     

审判权和诉权的范围与限度——从虚假诉讼说开去

虚假诉讼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司法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更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进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新民诉法也对虚假恶意诉讼进行明确规定。所以,探讨如何避免虚假诉讼问题就牵涉到了如何平衡审判权与诉权的问题。本文将并审判权、诉权两者的范围与限度进行探讨,对从程序法的改进、实体法的完善、国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入手,试尝试建立有效防范、打击虚假诉讼的程序与制度。     

论审判组织与审判权运行

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审判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均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范围。审判权作为国家的一项专门权力,其自身的特点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法替代的。本文通过对审判组织和审判权运行的研究,在我国审判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对优化审判组织配置,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提出了具体设想。     

略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刑事政策 ,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予以关注的核心概念 ,然而 ,目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政策以及刑事政策的范围 ,理论上仍然是众说纷纭 ,难以达成共识。本文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重新诠释了刑事政策的概念 ;并在比较的基础上 ,赞同广义的刑事政策的范围。     

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关系

法院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其重要意义是解决认识问题,促进审判工作.解决认识问题,就是如何坚持人民法院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如何把法院工作置于党的领导和社会大局之下的问题.     

再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本文从客观方面对新刑法第20条第2款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关系进行探讨,主张防卫过当成立的“新两条件说”。并认为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可以细分为行为限度条件(即必要限度)与结果限度条件,并建议以“基本适应说”取代“适当说”作为确定必要限度的标准。     

论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

网络时代我国刑法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呈明显的扩张化趋势,这一趋势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为导向,不断地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划定刑法解释的内部限度应该在坚持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这两条一般标准的前提下,先根据网络犯罪的类型确定刑法解释的大致方向,再根据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确定刑法解释的具体限度。划定刑法解释的外部限度应该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网络治理模式,探索刑法与准则、市场、技术各自作用的边界:刑法不应该沦为保护网络准则的工具;刑法应该为P2P网贷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留有出路;通过技术代码能够保护的法益不应求助于刑法。     

论审判权正当性的来源

在不同法文化的背景下,审判权正当性的来源截然不同。基此本文以中西不同法文化、法制度为切入点,对审判正当性的来源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以期对审判的正当性机理有更深刻的认识。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分析国内现行体制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为我国构建和完善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评价体系做出有益的尝试。     

权利观念的限度

权利观念作为法治条件下人们的思维观念,以法律权利为内容,以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并以一定的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人的观念本身的主观性,法律权利的有限性,以及权利存在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对性,这就决定了权利观念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局限性表现为权利不是绝对的,它受制于一定的公共利益,以国家财政负担为其成本条件,取决于公共资源的私人化配置,一定的权利总是意味着一定的义务与责任。     

法院“阅核制”应当慎行——兼论审判监督管理的合理限度

裁判文书阅核制实施虽有一定的现实理由、制度根据、政策背景和社会基础,但阅核制具有全面性、效力性及责任性特点。因此,其在实质上改变了“审理者裁判”的逻辑。其施行并无诉讼法依据且脱离程序保障措施,因此存在程序合法性与正当性障碍,同时可能冲撞司法责任制包括院庭长办案制度,与员额制改革逻辑不协调,且在有效性、效率性、个人干预可能性上亦存疑问。阅核制并无现代审判制度例证印证,我国其他法域的同类制度在存续多年后亦被废止。改革裁判文书签发制度,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原改革方案并不极端,当下应谨慎探讨其调整。加强审判监督管理的措施,不得在一般案件中实质否定“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这一司法核心机理。阅核制应谨慎推行,严格限于特殊案件范围,包括案件的特殊性与审判人员特殊性,且视情采取较为灵活的阅核方式,包括试行设置阅核法官。应当继续推进和落实各项保障案件质量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包括坚持“以公开促公正”的指导思想,加大司法公开力度。     

略论未遂犯的可罚性范围

本文从辨析未遂行为与未遂犯入手,详细分析了未遂犯在结果加重犯、危险犯、行为犯、不作为犯与行政犯等犯罪样态中的成立可能性,通过比较国外关于未遂犯可罚性范围的立法模式,说明我国在立法上限定我国未遂犯的可罚性范围的必要性。     

刑事司法解释效力范围探究

本文所指刑事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仅限于刑事实体法意义的刑法上的司法解释所涵括的空间效力与时间效力域。众所周知,就一般意义看,司法解释确属有权解释:因为它一经最高司法机关颁布,即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然而,从司法解释的性质及其功效看,它又并不等同于刑法规范本身。刑法的解释通常具有下述三大功能:一是对抽象的法律概念的内涵、外延的诠释,简单说,就是对抽象而概括的法律条文字义及其内容的具体解读;二是对司法认定的特定“法律事实”(即个案)与某一具体刑法规范是否相符合作出的解释(或解答、批复等);三是对整个刑法体系的价值及其…     

论婚姻权利的法律限度

婚姻权利是现代法的内容之一。婚姻权利是权利人依法享有的以结婚权、配偶权和离婚权为内容的,发生人身效力和财产效力的民事权利,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法律保障,是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内容。婚姻权利的行使对于权利个体及社会都须有必要的限度。具体表现为其一,为保护权利相对人的限度;其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限度。只有对婚姻权利的限度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才可能实现法律设立的价值与目的,并充分发挥其社会功效。     

浅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以及其他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可采取的一种正当行为．目的是保障公共利益与公民的合法权利免受不法侵害。为了避免对正当防卫的滥用．法律规定正当防卫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的核心问题。它既是正当性的重要条件．也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界线,目前．我国法律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规定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具体的标准．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还存在着争议。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和探讨。     

正当防卫限度的判断标准

正当防卫是各国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私力救济权利,对于保护个人、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有着积极的作用.但该权利由于是公民个人行使,难免会因夹杂个人的感情色彩而运用不当,因此,世界各国在规定正当防卫制度的同时,对其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如何正确掌握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防卫过当的判断基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等不同观点,由于主观说与客观说各自的不足,折衷说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但折衷说的内容究竟以客观说还是主观说为基础,又存在不同观点.关于这点,应当结合各国的实际情况来认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采以主观说为基础,兼采客观说的折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