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与后官僚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行政

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模型是适合工业化大生产的,在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正处于工业化时期的我国同样有启示作用。对于后官僚时代兴起的批判或推翻理性官僚制的种种新理论与新派别,我们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区别,不能人云亦云。     

官僚制：公共行政的合理选择及其完善

尽管这个时代充满了对官僚制的批判,但韦伯提出的法理型官僚制仍然是现阶段各国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合理选择。官僚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发展和改进来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是改进不代表颠覆,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的科层框架和法理型统治的基本特征自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因此,以这两项为主要标志的法理型官僚制依然是公共行政的主导模式。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推动行政发展的新方案——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

在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中 ,政府是直接担负着社会治理使命的组织系统 ,政府中的公共行政状况 ,对于社会治理的质量和效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的质量与能力的问题 ,一直是理论与实践的焦点。张康之的新著《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以下简称《寻找》)一书 ,通过对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两种“后官僚制模式”替代性方案的全面剖析 ,进一步提出了伦理化的方案。一、关于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方案2 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 ,一批年轻的行政学家们发起了“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运动对主流行政学发起了挑战 ,试图清算主流行政学…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当代公共行政的民主范式

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传统范式———官僚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战之后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基础都发生了较大变革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行政主导开始取代议会至上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知识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相互分离之后 ,在当代又呈现出相互渗透与融合的趋势。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 ,也呼唤着民主制行政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理念和制度的创新 ,民主制行政的基本构架主要包括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决策架构 ,实施程序化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推行竞争性的公共行政服务机制。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公共行政变革的生态学解析

本以全球化为背景，以行政生态学为分析框架，集中探讨了全球化趋势对政府公共行政的挑战和需求，梳理和总结了当代西方国家政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性行政改革，同时指出对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借鉴。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知识经济条件下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与变革

官僚制范式适应了 1 9世纪以来大工业生产对政府职能和效能所提出的要求 ,成为 1 0 0年来公共行政的主导范式。知识经济的兴起 ,使官僚制范式的内在局限性和不适应性暴露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的危机表现出来 ,公共行政范式处于变革时期。本文尝试从五种行政改革模式讨论对官僚制范式的调整 ,这些改革模式与实践通过放松官僚制范式的基本原则 ,局部缓和了范式危机 ,但并没有实现公共行政范式由官僚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论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向

纵观一个多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由前期公共行政学走向后期公共行政学,再发展为近期公共行政学,即公共管理学。这既是公共行政学自身逻辑展开的结果,也是为了适应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改革要求而做出的一些积极回应和调整。虽然就范式来说,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向,但公共管理学蕴含了公共行政学未来形态,即服务行政范式。只有服务行政范式占据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才标志公共行政学真正实现了范式转向。     

政党整合下的官僚制行政——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组织行为分析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官僚机构实行国家管理的结构.党是国家管理的核心.因此,党的组织行为方式明显地影响了官僚制行政的方式,具体来说使得公共行政表现为三方面的特征公共行政的政治化、意识形态色彩和人格化.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共行政的失范和无序,党必须严格规范其行为,才能够保证官僚体系程序化、理性化和公正化的实施管理.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反思及超越

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一是问题,二是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固然要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对方法的过分关注导致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情结,忽略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更造成了研究中方法对行政问题的消解。研究需要方法,但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始终应为问题服务。公共行政研究要通过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现实关怀、寻找符合行政实践情境的研究方法等实现自身的构建,进而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论公共行政的领域化发展

公共行政作为领域分化的产物,总是会遵循一般管理的基本理论,致力于组织的效率化追求,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获得发展。同时,鉴于领域的独立化,它也会表现出不同于私人管理的特点,致力于公共性的追求。     

论我国公共行政组织的优化设计

公共行政组织的优化对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推动政府行政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要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对行政组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合理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控制政府规模,使公共组织各要素之间合理搭配、协调运行,实现政府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     

公共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它们各有其利弊,适应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西方公共行政改革路径演进的实质,是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形态,是新公共管理与官僚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新公共管理扬弃官僚制的方式实现的。当代中国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具有特殊的公共行政环境,因而公共行政的改革应当选择“完善文官制为主,推行新公共管理为辅”的路径。     

基于官僚理论分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及对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呈现着不断扩张的趋势，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偏高的状况。行政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管理的供给方．政府部门并不是按照社会的需求确定公共支出的规模，官僚垄断、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官僚组织扩张等因素都对行政管理费支出规模产生重要的影响，也是造成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     

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理论贡献

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作为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先锋派,代表了公共行政领域中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对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构,还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两种替代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既能承接后现代的状况又能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话语理论。     

公共行政中的社会正义

在公共行政中强调社会正义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话语,由于中国近现代以前的政府行政过程中社会正义的色彩甚为淡漠,因此,具有普适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社会正义在中国公共行政中难以通过制度性的规定体现在公共政策之中,其原因在于公共行政中的党政不分.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党政主要负责人个人的意愿很容易替代公众的愿望.此外,政府通常是依据"红头文件"来实施公共行政,在缺少不同意见时,如何体现社会正义是中国公共行政实施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