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制度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而只是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实际上行使了国家主席的职能。     

新中国70年机关事务治理的制度变迁:一项历史制度主义的考察

机关事务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机融汇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如何理解我国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的机关事务治理从以"后勤服务"为主要表现形态的传统机关事务管理向以"运行保障"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现代机关事务治理转型,经历了雏形渐成、改革发展、深化改革三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机关事务治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背景、政治变量、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的"混合体"模式深刻影响着机关事务治理制度的变迁历程,国家治理范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所在。展望未来,机关事务治理现代化要正视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加强制度创新消解路径依赖逆向张力,推进机关事务治理职能法定化,完善多元协同的机关事务治理模式,从而推进新时代机关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制度变迁的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超限与社会反抗——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可以以人民公社制度的创建与解体为典型案例,分析国家塑造社会同时又被社会反塑造的双向过程.人民公社制度是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典型建构性特征的制度,它象征着国家权力在社会范围内的超限度扩张.而它对社会的过度嵌入则导致了社会自主性要求与国家全能要求之间的冲突,并最终导致社会的反抗以及自身的瓦解.因此,制度的立废实际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博弈,而国家应该认识到权力的生长过程是国家与社会互为建设性的塑造过程,两者互赖关系的维持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提.     

制度安排多样性与制度变迁

制度演化的均衡结果与博弈的纳什均衡有着对应的关系。如果博弈有多重均衡(多个解),并且结果又具有不确定性,那么制度安排则会具有多样性,而在多个制度安排中,“传统知识”决定着人们对特定制度的选择。     

制度变迁中国家作用的再思考--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国家理论.其中关于国家与制度变迁关系的阐述又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利用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转型期我国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进行一定的反思,从而进一步探讨国家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这一具有重要意义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邓小平与国家制度优势话语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稳步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从我国制度的特色优势、理念优势、实践优势和发展优势多重维度建构了我国制度优势话语。邓小平在建构国家制度优势话语时,运用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支撑、以历史成就为佐证、以国际对比为参照、以实践事实为依据的基本方法,其国家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制度优势话语建构,指明了新时期国家制度兴利除弊的方向,推动了制度优势话语向制度优势现实转化,助力了国家改革形象的建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话语建构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益启示。     

公共服务供需均衡的制度变迁范式

不断扩大和趋于变化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供给相对过剩之间的不均衡,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制度变迁。而要实现公共服务供需均衡,需要创新强制性制度变迁,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竞合。     

制度变迁与基础教育公平

改革中的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使得弱势群体子女在获得基础教育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为了维护基础教育的公正,地方政府应当关注住房制度改革与基础教育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城市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均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维护基础教育的公平与效率.     

国宴变迁记

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来访国宾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或者每年我国国庆，国务院总理为此举行的招待会，都称国宴。     

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认同所出现的两次高峰为主线,以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为关键节点,简要梳理我国农村制度的变迁历程会发现,我国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一种以前者为主导的非对称性互动。近年的农村制度安排虽促进了农民政治认同的复兴,但在认同构建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由此亟需学界和政府做出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探寻。     

论我国反腐败制度变迁的几个问题

我国反腐败从依靠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 ,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来揭批腐败分子 ,再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严惩 ,逐步转变到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轨道上来 ,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既有优点 ,也存在不足 ,必须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反腐败制度创新应避免再度出现“体制锁定” ,使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目标前进。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现层面来看 ,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 ,注重技术、贸易程序 ,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 ,无法形成超强干预 ,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 ,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 ,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 ,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 ,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 ,协同演进 ,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大学生价值观变迁的制度非均衡分析

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这个时期存在着引起大学生价值观非均衡的因素,导致大学生价值观发生变迁。通过对引起大学生价值观非均衡的因素分析,可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引导大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从制度变迁看振兴东北

为了实现东北的振兴,吸引更多的经济资源流向东北,需要对其现行制度进行重新安排;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问题,所以制度重新安排将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产权制度是制度集合中最重要的制度,东北需要在产权制度方面进行创新。东北市场经济发展不足,国有经济占比例较高,当地政府需要提高经济的管理水平,减少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     

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及创新路径研究

我国文化产业制度演变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封闭、改革开放初期的萌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起步、深入推进改革时期的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深化五个阶段,呈现出制度创新波浪式前进、法律法规层级及效力不高、制度涉及内容愈加广泛全面、市场化导向明显等特征。由于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核心地位、利益调整的掣肘、初始选择及既有力量的影响,制度变迁还具有路径依赖较强、强制性变迁主导等问题,致使文化产业制度变迁成本较高、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的有效转化被抑制。因此,文化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是意识形态管理、产权制度变革、国家管理优化及变迁方式转变。     

论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制度创新方式与制度演进方式相机组合研究

制度变迁从规模来看,有整体和局部之分;从强度来看,有强制性和需求诱导性之分;从速度来看,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之分.对一个具体的制度变迁,可能是整体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局部制度变迁,这就存在强度和速度的搭配选择问题.本文试图探讨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和运用方式,并对每一种基本组合模式进行典型案例分析.     

党内巡视制度百年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党内巡视制度是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有机融汇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的历史叙事之中,经历了萌芽与初创、断裂与重启、快速发展、稳定与调整、成熟与完善等重大的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范式考察党内巡视制度产生与变迁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党内巡视制度变迁呈现出路径依赖特性,也存在以重大事件为表现形式的"关键节点"。国家宏观制度背景决定党内巡视制度的产生与演化,经济发展程度、利益因素和观念意识形态构成影响其变迁的关键变量。行动者的能动创新与自主性不断推动党内巡视制度变迁的发生。未来,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把握"关键事件"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巡视监督治理模式,完善巡视工作体制机制,推动党内巡视制度的良序变迁,从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进程。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1980年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蕴含着关于国家治理问题的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成为开启和指导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纲领性文献。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标指向——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目的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制度创新与制度构建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在于制度的成熟完善与有力执行。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保障——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灵魂在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观条件——德才兼备的干部和人才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人才队伍。     

中国加入WTO后的制度变迁分析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 ,中国将朝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方向上走得更远。本文分析了在制度不均衡情况下中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指出了我们目前的制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