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拉马祖案看国家行为原则的国际条约例外

国家行为原则作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构建的一项涉外司法原则,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被各级联邦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不断地完善细化,成为了指导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政府征收财产争议时的基本原则。但当存在明确的国际条约对政府征收行为进行规定时,美国法院认为可以依据具体条文排除该原则的适用。     

论管制征收构成标准——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为中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33个管制征收案件时主要采用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五类标准。管制征收构成标准的体系构建,需通过对五类标准进行形式与实质递进式的双阶层划分来实现:是否属于物理性侵占、是否属于经济利益互惠以及财产权行使是否构成公共妨碍为第一阶层的形式标准。一项管制行为属于物理性侵占即构成管制征收;管制行为属于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对公共或他人的妨碍,则不构成管制征收。在不属于物理性侵占、经济利益互惠或者财产权行使构成公共妨碍的情况下,对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和对财产价值的影响程度作第二阶层的实质判断。不符合公共利益标准或者对财产价值造成过度影响的管制行为构成应于补偿的管制征收。     

财产征收的理论反思与制度重构——以不动产准征收为视角

伴随着财产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传统财产征收理论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我国的财产征收制度经历了由计划性征收到市场性征收,由财产征用到征收、征用并存的发展演变,目前不仅存在着基本概念不清、征收目的偏离公共利益、政府滥用行政征收权等普遍性问题,尤其是对于财产权过度限制之现状缺乏应有的关注和规范,致使公民私有财产权常常遭受过度限制或者长期侵占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因此,学界应该以不动产准征收制度的建立为契机,直面我国财产征收的现实问题,将重构中国财产征收法律制度、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法》作为当前财产法研究的中心任务。     

论土地征收的性质

目前学者对土地征收的性质存在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行政行为,另有少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民事行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科学地解释土地征收的性质。其实,土地征收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除了包括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之外,还包括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受到忽视的原因在于这四种行为的显现程度不同,行政行为最高,民事行为次之,宪法行为又次之,经济法行为最低。     

论征收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

征收制度的理论先后出现了古典征收和扩张的征收理论 ,前者始于 1 84 8年法兰克福宪法草案 ,其成例是 1 874年普鲁士邦颁布的土地征收法 ,后者始于魏玛宪法。我国现行立法上对征收存在三种涵义上的使用 ,从本质上讲 ,征收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的财产强制性地收归国有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征收的客体包括动产、不动产、财产权利三类。法律应区分征收的公益目的和商业目的 ,并明确规定征收的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在征收补偿范围问题上 ,“适当补偿”理论较为可取 ,应对征收中的物质损失给予补偿 ,但精神损害不应补偿。     

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要式化的困境与出路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属性是行政契约,征收人的签约行为是一种要式行政行为。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对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行为的主体、程序、内容与方式等进行了要式化构造。通过考察房屋征收补偿的地方法律规范、裁判文书以及征收补偿实践参与者的感受,可以发现补偿协议签约行为要式化在实践中存在征收人权力行使恣意、被征收人的契约性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困境。落实与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行为的要式化法律制度,应以"权力与契约的整合"为法理指引,建立签约阶段主体地位平等关系,利用签约程序规制行政权力,提升签约内容的合意性以及强调签约方式的合作性,并在上述理念指引下,以限定签约主体范围与进行信用管理,完善前置程序、签约期限与救济程序,优化奖励制度、协商机制与生效要件,实施违法监督与行政问责等为具体出路。     

超范围征收的合法性控制

征收范围指拟征收财产的物理范围,应为公共利益(建设项目)所必需的范围。因不动产整体上紧密结合且难以分割,实际征收范围可能超出此必需范围,造成超范围征收。超范围征收与一般征收本质无异,其合法性尤与公共利益要件相关。现行征收规范不排除对被征收房屋实际情况的考虑,为超范围征收提供了合法性空间,但毕竟是征收权的扩张,应作更严格限制。可以从目的设定、手段选择、启动主体、超范围财产处置等环节入手,建立一种过程导向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实施对超范围征收的合法性控制。     

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

所谓"管制性征收",是指政府在对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管制时,由于过分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而造成对公民财产事实上的征收。管制性征收是一种"反向征收",它因公民对政府管制行为合法性和合宪性的挑战而出现。请求权基础对于公民面对管制性征收获得救济具有决定意义。美国公民可以基于宪法中的"征收条款"或者"补偿条款"提出对政府管制行为的挑战,德国公民只能依据《基本法》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政府管制行为无效。在中国,根据《立法法》和《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公民关于管制性征收的请求权基础是相当模糊的。     

财产征收的宪法界限

财产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同时也是其他权利行使的基础。围绕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对财产征收的法律基础、立法的内容形成功能与财产征收的界限以及经济规制与财产征收的界限做一学理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物权法》中的征收、征用制度评介——一个宪法学的视角

我国《物权法》中规定的征收、征用是公益征收、公共征用。该公益征收、征用是具体行政行为,应由行政程序法来规范,不宜由物权法来调整。欲在私人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规范公益征收、征用行为,专门的公益征收、征用立法是必要的。     

城市房屋产权的保护：责任规则、财产规则与管制性征收

《征收条例》实现了房屋产权保护方式从“责任规则”到“财产规则”的转变,提高了文本意义上的产权保护水平,但《征收条例》下被征收入的福利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都面临着不确定性,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事实上,《征收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政府采取管制性征收的方式获得房屋产权,使得被征收入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侵害。因此要从政府、法院、被征收入等多方面着力才能促进实现“高补偿、低交易成本”的征收最优状态。     

征收和征税的关系规则及其适用:美国法上的情形

美国法律界力图理清征收和征税的关系。征收和征税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公共目的而剥夺公民财产。征税针对多数人,而征收针对具体的少数人;征收导致公民承受不合比例的负担,而征税不是;征收针对可分离的财产,而征税针对总量财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非常谨慎地将征收规范适用于征税。     

美国土地征收法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2005年6月2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凯洛诉新伦敦市案作出最终判决,支持新伦敦市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而征收并非处于衰败状态的财产,该案判决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迫于压力,大多数州通过了土地征收法的修正案,缩小了征收目的范围、调整了征收审批机关、增加了征收补偿额和完善了征收程序。由于各州的条件不同,改革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基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学者对改革作出了不同的评价。美国许多州的土地征收法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未来完善我国土地征收法时,可以考虑恰当地规定征收目的范围、有效地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按照市场价值给予征收补偿和赋予被征地农民更多的程序性权利。     

美国征收补偿的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财产征收中的公正补偿具体体现为公平市场价值标准。被征收财产的公平市场价值是一种虚拟状态下的市场交易价格,需要通过各种评估技术手段予以确定,并以财产的最高最优使用为基础。依据公平市场价值标准确定的补偿是不完全赔偿也是非个性化赔偿,经过美国一个多世纪的司法实践却被证明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补偿标准。我国征收补偿制度的改革应当借鉴美国公平市场价值标准的经验,剥离附着于征收补偿的社会保障功能,建立以被征收财产价值为核心的补偿制度,确立公平市场价值标准和最高最优使用规则。     

为公共利益进行的房屋拆迁中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兼论国家征收行为的特权法规制

本文通过对为公共利益进行的房屋拆迁行为的定性分析,结合对保护被拆迁人利益的法理思考,指出保护被拆迁人利益是物权法的职责;同时,本文将对公益拆迁行为的探讨推广至国家征收行为,并对我国物权法的制定提出了建议。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土地征收审批的正当程序改革

程序正当是土地征收理应遵循的原则,实践中的改革已使报批前的准备阶段包含正当程序要素,然而公告之前的征收审批是否也应遵循该原则却有争议。征收审批内部程序运作的技术性设置不能改变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属性,而其在实质上还具有对土地权利变动进行裁决的功能。征收审批的行为属性和功能属性理论上均要求引入正当程序。现行征收审批是由申请机关单方主宰信息的封闭决策过程,这导致审批机关缺乏第三方信息对报批材料进行验证。提高审批实效的要求呼唤引入正当程序作为信息传导机制。审批机关可利用拟被征收人表达异议或抗辩的信息弥补无法观测到申请机关行为的局限,增强对报批材料的核实能力。     

“公正补偿”与征收权的宪法限制

对土地和财产征收的公正补偿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讨论了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征收必须给予“公正补偿”的理由 ,解释了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定“公正补偿”的计算标准 ,探讨了中国宪法修正案的补偿条款之解释。宪法修正案所要求的征收“补偿”必须是体现被征收财产市场公平价值的“公正补偿” ,且这项宪法要求必须在操作过程中获得立法与司法制度的适当保障。     

城市拆迁程序立法思考

我国城市拆迁是政府利用公权力收回公民的土地使用权，取得其私有财产的征收行为。征收权的实施必须由合理、正当的程序进行制约，避免权力滥用侵犯公民权益。本文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征收程序，指出我国大陆地区城市拆迁程序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拆迁程序立法提出建议。     

论财产权过度限制的损失补偿制度——以“禁摩令”案为例

财产的价值在于利用。对财产权进行限制,以至财产权人无法利用其财产时,虽无征收之名,却有征收之实。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财产权并未被剥夺,财产权人不享有征收补偿请求权。此外,由于限制财产权的行为具有合法性,财产权人无法请求国家赔偿。如何保护财产权人,提供必要的救济手段,不无疑问。以"禁摩令"反映的社会问题为切入点,深入研究财产权限制及补偿问题,有助于完善损失补偿体系并保障财产权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