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程序之模式化检视

我国现行的减刑程序建立在实体优先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通过行政决策方式解决减刑问题的模式。无论是制度设计本身,还是程序运作环节都存在很多问题。对此,有人主张进行诉讼化改造,仿效诉讼程序提升减刑程序的正当性。尽管这在理论上无可挑剔,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制度障碍。许多地方实务部门则自发改革,在减刑程序中推行＂公示听证＂制度以增强程序运作的公正性。减刑程序三种模式的并存,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显示出司法实务部门自发推行的改革的旺盛生命力,值得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予以关切和回应。     

减刑假释案件庭审程序初探

法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是对罪犯原判刑罚的变更,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行使的是实质意义上的审判权,而不应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审批权。庭审程序引入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是对减刑假释审理模式的完善,也是对公开审判制度的补充,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秩序的修复,有助于程序公正的实现。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我国现行关于减刑裁决权与假释裁决权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在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改造的整体方案设计问题上,一方面应突出该程序的诉讼特质,体现公开、透明的要求,并保障罪犯和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另一方面应考虑到该程序毕竟属于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因而不应将检察机关定位为与罪犯、执行机关对立的控方,而应把其定位为法律监督者。在承认将减刑、假释提请权赋予执行机关的制度设计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应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予以完善：强化对罪犯减刑、假释权的保护;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提请程序的参与权。在未来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时有必要通过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合理的审级分流有效保障诉讼效率。     

试论减刑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减刑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在矫正犯罪和鼓励犯罪人自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的减刑制度远未成熟,特别是在减刑的适用程序方面仍存在诸多疏漏。因此,有必要从权力配置、程序参与人、程序形式、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对其进行改革与完善。     

浅析我国侦查启动程序

从世界范围看,侦查程序的启动模式可分为随机型启动模式和程序型启动模式。立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启动程序属于程序型启动模式,具有案件输入功能、屏蔽功能和分流功能等。但在实践中,由于立案标准的设置不符合认识规律,导致立案前行为性质不明确,侦查启动随意和大量犯罪黑数的产生。随着我国犯罪形势的变化和法制环境的优化,立案程序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总体看,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启动的思路有三种,即采取随机启动模式,实行司法审查制度,按"警检一体化"改造侦查启动模式,完善现行侦查启动程序,目前第三种方式较为可行。     

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完善

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诉讼,而是对执行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的一种司法审查。文章指出减刑假释审理程序应从四个方面加以完善,特殊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程序与普通罪犯相比应有所差异。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规定

减刑、假释制度本意为激励入狱者“重新做人”，但由于制度上的漏洞，高墙内屡屡发生腐败行为。针对这一腐败“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自2014年6月1日起施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由过去的执行机关报请、法院审批行政化的审批模式正式变成了按照案件特点进行审理的一种审判程序，保障了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公正、合法。     

我国减刑制度的立法完善与司法化恢复

减刑是我国刑事执行法中最重要的一项的制度之一,当前存在的诸多缺陷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完善。实体立法上要求减刑条件的合理设置,将"认罪悔罪"作为所有减刑,特别是重大立功减刑的必要条件;减刑条件应当更加实质、具体、全面;具体到立功减刑条件中当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时,理论上对相应的减刑裁定应具有溯及力。程序司法上对于当前减刑程序重行政轻司法的问题,可行且有效的方法是在外显层面构建科学合理的减刑审查制度,在内核层面合理借鉴法国的信用减刑制度,使得减刑的实质决定权真正收归法院,实现减刑制度去行政化恢复司法化。     

试论刑事变更执行程序的行政性倾向及其司法化归位——以减刑、假释程序为研究起点

我国刑事变更执行程序^[1]P350的设计和实践掺杂了太多不应有的行政性因素从而影响了该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尤其是其中的减刑、假释程序在实践中所暴露的问题更是令人担忧。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对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性重构及定位成了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借鉴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普通审理程序以使减刑、假释程序重归其司法性的本位。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与实行模式

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行使监督权的程序，这种监督程序的性质决定了它与审判程序及行政程序的不同。死刑复核程序的实行方式应该采取审判程序模式，即使这种审判模式也有自身的缺点，但在与行政化裁判模式进行利弊比较以后，审判模式仍应该作为设计死刑复核程序的蓝本。     

减刑、假释程序中的检察监督

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着检察监督弱化和虚化的现实困境。配合性监督泛滥,柔和性监督是主流,被动性监督成为常态。从具体层面上看,是由于减刑、假释程序具有高度封闭性,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有限;从根本层面上看,是由于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有违检察权运行的基本规律。为保证检察监督能够真正对减刑、假释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保证减刑、假释程序的有序性与严肃性,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直接参与刑罚执行活动的权力,从源头上进行检察监督,还要摒弃传统检察监督的法律定位,转变监督模式。     

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模式:方式、问题与制度完善

根据参与诉讼的方式、享有诉讼权利的状况以及对诉讼进程的影响力的不同,可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区分为"强参与"与"弱参与"两种模式。对于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而言,由于刑事速裁程序的价值取向独特,其并不能被归纳为纯粹的"强参与"或者"弱参与"模式,而应定位为以"弱参与"模式为基准,同时强调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性以及程序影响力的一种混合模式。在被害人参与刑事速裁程序的具体方式中,影响程序启动、接受道歉并获得赔偿具有明显的"强参与"特征,而提出量刑意见、请求抗诉则呈现出"弱参与"的状态。两种模式的共存可能对诉讼效率与程序公正分别造成影响。为了完善刑事速裁程序中的被害人参与制度,应尽量化解两种参与模式的冲突,正确认识被害人对于速裁程序启动的影响力,赋予其一定的量刑建议权,并明确规定其享有抗诉请求权。     

论监狱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

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设计存在着较多的非正当性的因素，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是司法改革的目标，文章从减刑、假释启动程序的提请主体以及减刑、假释的初审、终审及其监督两方面入手，对减刑、假释的重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试论减刑制度的运作机制

减刑的适用范围包括监禁犯和非监禁犯。适用减刑的根本性条件由三个基本元素组成,即悔改表现、立功表现以及重大立功表现。目前,我国减刑运作机制中存在着减刑标准过于量化、人为规定减刑比例、减刑权属不明以及监外执行罪犯减刑考察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应从完善计分考核制度、废止人为限制减刑比例的规定、重新配置减刑权和完善非监禁刑考察制度等方面对减刑运作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完善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涵盖于一系列制度设计中，包括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处理、非刑罚化和量刑从宽、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犯罪记录封存和免除前科报告义务、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等。由于相关立法规定概括、松散而缺乏完整性、体系性，实践中在具体制度运行中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应当坚持儿童福利、国家亲权和恢复性司法理念；明确基于情节的罪错行为评价标准，完善未成年人轻微罪行的非犯罪化转处机制；完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制度，并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减刑、假释程序；将免除前科报告纳入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具有免除报告、禁止查询和消灭前科的三重法律效果；参照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立法模式，构建司法化的收容教养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应当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这是肯定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属性、体现被告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死刑判决正确适用、提高死刑判决可接受性的必然要求;以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为参照,我国死刑复核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处于极度匮乏状态因而亟需完善,一方面应确保被告人享有普通案件审判程序中的诉讼权利除非其自行放弃,另一方面应对被告人予以特殊的保护。具体而言应当赋予被告人关于死刑复核程序审理方式的选择权、强制辩护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权、无罪推定权、免受双重危险权、申请赦免、减刑权等诉讼权利,并建立死刑延期执行制度,为被告人穷尽救济手段提供必要时间保障     

论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以制定统一刑事执行法为视角的研究

新中国的减刑、假释制度，已经有了七十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社区矫正法为主要依据的法律体系。但是由于对其减刑、假释法律属性的模糊，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该制度的运行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反思其法律属性基础上，制定刑事执行法，推进减刑、假释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自由刑配置调整背景下监狱监管工作的困境及出路

自《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以来,"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结构开始得到调整,自由刑的服刑年限逐渐提高,减刑的门槛也逐步抬高,尤其是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法释[2016]23号)出台后,这一趋势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关涉自由刑配置的调整给监狱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监管风险大幅提升,监管安全受到空前的挑战;另一方面以减刑为核心的计分考核制度面临失效,冲击着以劳动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行刑模式。面对这种新形势,监狱在行刑过程中必须转变行刑理念,完善处遇制度,让计分考核制度重现活力;同时也应当转变行刑方式,在分监区关押的基础上探索个别化的行刑模式。     

刑罚执行变更程序改革考察

我国现行刑罚执行变更程序存在很多问题,刑诉法的相关修改仍有很大的局限性。通过对样本监狱减刑假释提请、裁决程序和暂予监外执行审批过程予以考察,以及对监狱民警、服刑罪犯、罪犯亲友对刑罚执行变更程序公正性的评价和满意度予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刑罚执行变更过程中的司法公信力强弱与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正当化程度呈正相关,完善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关键在于提高其正当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