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政权属性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现代国家既拥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直接或间接调整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生产关系的属性；国家政权又从总体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生产力的属性。因此， 从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三个方面看待现代国家政权对社会发展的重 作用。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国家政治体系重要内容之一的政党,纵观其诞生及其发展历程,揭示出一种必然规律:即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政治资源。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重视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础。(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与政治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基础(政治权力从人们的认知、价值观、信仰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和有效性基础(政治权力必须取得实际成就)。它可分为两个阶段:(1)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1957年之前,就有效性基础而言,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     

转型期乡镇政权体制运行缺陷分析

在转型期，我国乡镇政权体制在运行中暴露出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文章从乡镇政权的权责体系、组织机构体系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对其缺陷进行了分析。     

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方面的探索及启示

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统一战线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只有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密切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人民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等方面取得成功，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才能日益稳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从而增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扩大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有助于打破西方民主范式的垄断。研究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爱国统一战线政权的稳固和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张力与威权政治的终结——利比亚政权更迭的社会根源探析

从1969年通过政变执掌利比亚政权至2011年内乱惨死,卡扎菲前后共统治利比亚40余年。卡扎菲政权终结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张力不断拉大得不到有效控制,最终引发了内乱、内战,以致国家政权不保。而民众长期对贫富差距的不满、政治体制僵化、部落众多的现状及由此产生的离心力则是其内乱根源。     

参政党——中国政党制度的创新

一、执政党和非执政党政党是一种政治组织 ,它的一切活动是和政权相联系的 :或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或者是参与政权、影响政权。在现代社会中 ,离开政权 ,政党的存在毫无意义 ;离开政党 ,政权则无法巩固、发展。政党对政权所具有的影响力 ,使它当然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有力工具。在当代世界 ,除了极少数实行传统君主政体的国家没有政党以外 ,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名目繁多的政党。据统计 ,在全世界 1 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无政党的国家不到 2 0个。也就是说 ,利用政党来进行统治的国家 ,达到全世界国家总数的 90 %以上 ,政党的存在已经成为世…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发挥好共青团的职能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是实现青年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织,是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支持体系。发挥共青团的职能作用,最根本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论社会政治因素对刑罚的影响

刑罚是由法律规定的 ,这只是一种表面认识。深入分析 ,在立法之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刑罚权是国家政权的派生物 ,刑事政策则直接关乎一国刑罚体系、结构和种类等问题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干部国家与中国建设: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

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逻辑让中国建设现代国家踏上了一条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条道路在革命后所展现的国家形态是政党国家。在政党国家形态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存在和运作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几乎每一个领域。同时,由政党、军队和政权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国家共同体的基本体系里,国家体系的架构可以内缩和集中到一个轴心支点,这就是干部。干部国家作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对公共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实际运作状态、运作过程的动态描述,是中国政党国家形态的内在权力运行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     

德国青年为何疯狂接受纳粹的"特殊教育"——纳粹德国时期青年的"特殊教育"

纳粹党掌握政权后,加大了对青年的控制和管理,借助青年维护政权.在教育方面,除了设立专门培养政治干部的三所特殊精英学校外,还建立了各种组织进行校外"特殊教育".当时德国青年的心理特征: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崇拜荣耀,需要被社会重视;强烈的从众心理,纳粹政权迎合了德国青年的心理.此外就业危机导致青年的非理性抉择,纳粹政权的宣传和谎言的诱惑、恐怖力量的驱使最终使德国青年疯狂的接受纳粹的"特殊教育".     

中国现代公共行政监督功能的整事与实现

公共行政监督,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它蛤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随着国家的出现,与公共权力一道相伴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公共权力的每一次职能扩张,同时也会相应地要求对它的控制与监督功能的放大。在西方,监督早就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作用的一种重要机制。其后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全方位的纵横了阡陌的公共行政监督体系。在中国,自秦朝中央封建政权的建立,便产生了一套利用行政体制自身对行政执行人员的行为道德和履行职责进行监督的功能,王权统治下对官吏的行政监督,对促进官员的廉政勤政和封建监督体系的建立,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论海权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基于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的视角

所谓海权,分别有海洋权力、海洋权益和海军力量的涵义。海权对于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从国家安全方面看,海权对于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权稳固方面看,海权对于我国人心向背、人员就业与社会稳定和我国与海上邻国的海上争端的结果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我国的政权稳固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治国方略的几个问题

治国方略就是执掌政权的个人、集团、政党为巩固国家政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而确立的基本理念和模式、体制、主要目标、总体部署、重大举措和领导艺术。在同一执政党领导下,不同的发展阶段治国方略的具体方面会有不同,但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一以贯之的,经过不断摸索并经实践证明,依法治国应长期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保证。     

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稳定功能

政治稳定指某一政治体系存在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它意味着社会政治系统在运行过程中 ,能运用内外部各种调节机制 ,适应环境的变化 ,容纳并调整社会系统内的各种矛盾 ,使之保持“有序性”。作为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和国家政权组织系统良好运行的反映 ,它是国家政治体系有效运行所追求的一个长远目标。从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来看 ,一般来说 ,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的稳定性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但各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出现政治参与的扩大、社会利益的分化等 ,而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相对滞后 ,常常会出现政治不稳定。正如美国政治学家…     

河南省警务机制改革与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控制面临新的困境，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大量非公有经济的出现，使我国的社会层面从“国家——单位——个人”的三层次体系转化为“国家——个人”的二层次体系。旧有的社会控制链条出现断点和空白。河南警务机制改革填补了社会控制的断点，是建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控制体系的一个创举，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走出“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重塑问题研究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信用系统的保障和支柱。政权信用丧失将会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和普遍的诚信危机。我国目前政府公信力存在不足和下降趋势,长此以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本将不堪重负。社会公众的信任不在,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塔西佗陷阱",政府必须重塑公信力。     

“三三制”政权的由来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民主联合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在中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三三制"政权的创建与实践,适应了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发展的深刻变化,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有效化解抗日根据地的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最终胜利、促进新中国的诞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新时代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党的理论创新、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密码破译——基于政治经济制度的阐释

中国 “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形成源于治理水患与抵御外敌所需要的国家管理能力，而其维持则需要适应性的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维持中央政权的全面掌控能力。在农业社会，国家的控制能力取决于有效的组织体系与稳定的土地税收。为此，中国历代政权经过长期调整形成了以科举制为选拔机制的核心政治密码及建立有效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的经济密码。科举制能够更多地促进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延缓了侵占国家权力与土地税收的大地主的崛起，而土地制度虽然为适应人口及生产状况最终走向了私有制为主的道路，但在科举制确立以后的土地兼并再未形成影响国家行政能力的门阀地主阶层，从而有效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因此，有序社会流动与土地税收制度设计正是保持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的核心政治、经济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