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

冷战时期三种不同等级的行为体,在中间地带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即超级大国的全球性战略竞争、次级大国(力量中心)参与的局部性竞争与缓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争与合作。中间地带的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纵向上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横向上扩展到全球所有地区,而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国际互动仅限于一两个阶段和一两个地区,即阶段性和局部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在组成和规模上是不断变动的,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但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在根本上难以撼动冷战两极体制。由于中间地带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在战略认知上,世界大国应当坚持客观和长远态度,在战略选择上奉行审慎和灵活原则。     

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亚洲冷战的加剧,美国在亚洲开展持续的冷战心理宣传以争夺人心,而菲律宾也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机构身份而成立的亚洲基金会尤其关注菲律宾农民群体和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名为"民主种子"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运作十年,是美国对作为亚洲盟友的菲律宾传播美国价值观、实施隐性心理宣传并对美国国内进行冷战动员的一个典型实例。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大力推行"民主种子"项目实质是借用种子援助对菲律宾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宣传,从而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冷战初期美国在菲律宾心理宣传活动探究——以亚洲基金会的“民主种子”项目为例

随着亚洲冷战的加剧,美国在亚洲开展持续的冷战心理宣传以争夺人心,而菲律宾也成为美国冷战战略的重要一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围机构身份而成立的亚洲基金会尤其关注菲律宾农民群体和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积极制定并实施了名为"民主种子"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运作十年,是美国对作为亚洲盟友的菲律宾传播美国价值观、实施隐性心理宣传并对美国国内进行冷战动员的一个典型实例。亚洲基金会在菲律宾大力推行"民主种子"项目实质是借用种子援助对菲律宾农民群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心理宣传,从而为美国的冷战战略服务。     

“回归亚洲”——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1979—1989)

中国在20世纪的后期是否有东亚地区战略或政策,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在1979年到1989年中苏实现正常化的十年中,中国的印支政策如何在中苏博弈中逐步摆脱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的窠臼,并最终回归到东亚地区政策的范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对东亚地区的政策。     

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

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同中国关系的"解冻",美国的冷战战略及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转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起,美国便一直推行对新中国的全面敌对政策,并造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严重错位。尼克松和基辛格作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目的在于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带来新的平衡。中美"解冻"的涵义,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它给冷战带来了新的意义;使华盛顿得以对美国全球战略进行基本调整;造成了美国冷战中对手阵营的深刻分化;为美国,也为自由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阵营及激进民族主义的实际对抗及"话语对峙"中占据上风,开创了新的空间。导致冷战走向终结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也因此而成形,并对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仍然发生着深刻影响。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崛起撼动了西方和亚洲大部.然而,作为这一崛起的关键——毛泽东对中苏保持"永久"友好关系的期冀,却在20年内迅速落空.尽管华盛顿没能及时迅速地抓住这一机会,但对西方来说,中苏分裂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战略收益.中国50年代的崛起最终并非一出完全成功的大戏,它因毛泽东拒绝苏联模式从而引起莫斯科的愤怒回应而受阻.     

对冷战后中国外交新战略的思考

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中国外交制定了哪些新战略?怎样看待每一种新战略?理论界议论纷纷,存在着各种不同意见。笔者以为,中国在冷战后陆续制定了韬光养晦、国际新秩序、多极化、战略伙伴、国际参与等外交战略,在邓小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新时期符合时代要求的总体战略思路,成绩卓著,应该予以肯定。 一、韬光养晦战略 韬光养晦战略是世界历史大变动时期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应变性战略,是冷战后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范     

苏联、斯大林与新中国初期的对日外交

战后苏联在重整东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体制的过程中,把中日关系纳入了反美的冷战政治战略;在这种实用主义战略下,斯大林干涉日共内部事务、鼓动暴力斗争,既破坏了日共在国内斗争的地位,也使新中国的对日外交起步便受到挫折;而在朝鲜战争造成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后,苏联又背离中苏同盟寻求单独对日议和,陷于孤立的新中国对日外交走上了曲折的"以民促官"之路。     

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30年来,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的主线和趋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成为全球化及体现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相对受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总收入提高了,但工作岗位却流失到了国外,这加速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全球化加剧了美国国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美国白人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恶化。这一群体因而成为特朗普逆全球化政策及"美国优先"政策坚定的拥护者。由于美国国内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除非美国尝到逆全球化的苦果,否则它在逆全球化的道路上不会退却,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会改变。美国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疫情之后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中国的崛起是一场革命

重大的政策转变一个大国正在这个星球上快速崛起。一位观察家写道:"中国的崛起就像另外一个太阳进入了太阳系,她影响着这个系统的重力以及磁场,也影响着周边的每一个小星球","中国崛起之后,每个人都要重新计算自己的政策得失"。这是笔者看到的对大国崛起最恰当的描述。"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回答。确实,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     

二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探析

通过1945年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确立了苏联对华政策。他既没有重视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作用,也没有认真关注战后初期远东地区与中国国内出现的新形势,而是采取了同美国协调支配远东国际秩序重建的策略,最终实现了美苏在远东的均势。在许多具体安排上,斯大林受到沙俄外交传统的深刻影响,由此形成的苏联对华政策受美苏关系与中国形势的影响甚大。本文利用多国档案文献,重新揭示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探讨该政策在形成后数年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源。     

主题讨论：美国大战略、冷战的终结及其遗产

2007年11月19日到21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缔造美国大战略：冷战的终结及其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主旨是研究和讨论冷战时期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并为此展开了深入和广泛的讨论，内容丰富而重要。这里选刊其中6篇论文，外加一篇会议综述，展示本次会议的成果，以及目前国际冷战史研究的大致状况。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美国是“重返亚太”吗?——奥巴马政府新军事战略评析

本文全面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上台执政以来所推行的亚太政策,并重点考察了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新的军事战略部署,指出"重返亚太"只不过是奥巴马政府强化对该地区事务领导力与影响力的借口,亚太地区一直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关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该地区。奥巴马新军事战略实际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但对中国产生了极为不利的战略影响。     

蒙古“第三邻国”外交析论

蒙古是亚洲内陆国家,夹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冷战结束之后,蒙古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开始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94年,蒙古颁布了《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提出将实行"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的多支点外交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蒙古除优先发展与中俄两国的关系外,还积极发展与美、日、印等"第三邻国"关系,并在与"第三邻国"     

撞击世界的愤怒,会重构什么?

正"2016年才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普遍的民粹情绪可能变成美国政治生态中显著和永久的组成部分。而欧洲人的身份焦虑更甚,政治板块变动的幅度可能更大。"1968年是那么独特,它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并且也不会再有。"美国作家马克·科兰斯基在其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开篇语中,这样概括那一年。在那本书中,科兰斯基描述了一个反叛的1968年:无论东西方冷战对立的两大阵营,还是广大的中间地带,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动荡、骚乱,给当时的政     

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友好组织。伴随着中苏关系从友好、分歧、恶化、分裂到恢复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友好协会经过数次调整,逐渐从一个会员人数庞大、组织严密的群众组织转变为党的宣传工具,又从党的宣传工具演变为政府外交的辅助性机构,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转变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厘清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沿革,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苏友好协会在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把握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     

中国之锤——外刊关注中国战略打击力量与部署最新发展

战略打击兵器是现代大国的战略威慑盾牌和矛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以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为主要代表的新型威胁呈现在各国面前,另一方面,传统威胁并未消失,甚至更加严峻,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已经渗透到核战领域,中国在冷战后再次被美国军事计划人员列入核打击名单。国外军事传媒一直关注中国战略打击力量及战略的发展,这里我们转载在香港出版的《汉和防务评论》的相关报道,供广大专业工作者和读者参考。我们并不同意文中的部分观点,也不能对文中提到的数据进行证实。因篇幅原因,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并对部分文字进行了编辑处理,敬请广大读者鉴别。     

“间接消耗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1985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     

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 看欧盟对外战略布局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潘多拉之匣",使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积累的矛盾趋于激化。在此形势下,欧盟确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意图是维护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反制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强硬政策,并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架构折射出当前欧盟对外战略布局的运作特征,即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理念之间、在美欧日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之间开展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博弈。由于其内外多重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欧盟将持续推进这一架构,中欧关系将因受到影响而包含较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