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有组织犯罪法》第67条的教义学阐释与规范适用

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情势日趋严峻,《反有组织犯罪法》相关条文的司法适用问题亟需解决。本法第67条是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从重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法条依据,然学界对此缺乏必要关注,致使司法适用中对具体情节认定的把握不清,易使该规定虚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该条文进行规范层面的阐释及司法适用层面的讨论。具体而言第一,发展行为可能表现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行为、领导行为以及积极参加行为,应以结果不法的标准认定。第二,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行为与刑法相关条文存在罪名适用范围和情节性质上的差异,且行为的认定也应当根据涉案未成年人有责性的具备与否,进行具体情形的区分性判断。第三,在有组织犯罪的具体语境下,应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含义进行扩张,将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行为融入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规制体系中。     

涉黑犯罪主要参加者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主要参加者身份判断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本身的复杂性。涉黑犯罪主要参加者不仅数量大而且类型十分多样。实践中,主要参加者的作用地位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判定：一是通过组织内部架构或层次来确认。二是通过在组织内部承担的职责和收益来确认。涉黑犯罪主要参加者分为以下类型：组织领导者的下层、具体实施者中的重要作用者、教唆从犯者、重要帮助者。对不同的人员类型,要按照犯罪组织中的具体层级关系和作用,确定其刑责与刑罚。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重庆打黑除恶的样本意义

众所周知,黑社会组织犯罪是危害极其严重的一种犯罪形态,它与贩毒、恐怖主义活动一起被联合国宣布为当今人类社会的三大灾难性犯罪。近年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其模式可以总结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司法联动——社会轰动＂。为了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进行法律控制势在必行。新时期的重庆打黑模式也将对全国起到深远的样本效应。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非打击所有的传销行为,其仅针对"金字塔欺诈式销售"式传销;对于情节严重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仍然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骗取财物"是该罪最本质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传销犯罪都将此本质特征客观外化表现,司法实务中对"骗取财物"应做实质性解释。该罪的主体应当做相对广义的解释,包括传销组织的发起者、核心成员以及各地方传销分支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另外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也应当构成本罪;不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可以根据其行为构成其它犯罪;对于一般参与者不易以犯罪论。     

中国有组织犯罪相关概念特征的重新审视

有组织犯罪应包括有组织行为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中的聚众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及其他根据其具体行为的具体内容确定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洗钱罪等;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作出了统一归纳;完善中国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对策包括修改和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职能化、专业化和效能化的反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实施特别证据制度、建立情报预警机制等。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简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社会危害性视野下的定罪标准问题

社会危害性是由行为事实中所有能够影响对行为社会危害心理评价的因素所组成的系统,其与人身危险性既有显著区别又存在一定联系。我国刑法理论中在定罪标准上的主要争议在于,在对罪与非罪的判断上犯罪构成能否成为必要且充分的标准。《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是犯罪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犯罪构成是对犯罪概念的具体说明,其在内容上包含质与量的双重要求,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性解释就能够完整诠释社会危害性的结构。犯罪构成不但是解决罪与非罪问题的唯一标准,也是解决所有定罪问题的唯一标准。因此,犯罪构成是必要且充分的定罪标准。     

关于警察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几个基本问题

警察文化对于全体警察成员来说,是他们所共有的警察职业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对于各级警察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警察文化是一种新型的警察管理战略和领导方式,体现着警察管理的文明程度及警察领导艺术的文化境界。警察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其理想境界是对警察队伍实施价值观管理,实现全体警员高度的价值观认同。各级警察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一把手＂是本单位警察文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应当扮演警察文化建设的＂牧师＂和＂园丁＂角色。     

日本近期预防有组织犯罪立法及其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才开始积极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出台《暴力团对策法》等专门立法。日本的暴力团始终是有组织犯罪之首,暴力团的犯罪活动从通过传统犯罪手段发展为涉足建筑、不动产等＂健康＂领域。相关专门立法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并不统一。日本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手段以普通司法手段为主并非常谨慎地运用窃听手段等;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手段在于切断有组织犯罪的人、财、物之间的联系。应当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     

非法口供的排除与证明问题

口供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排除非法口供,严肃口供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我国目前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但有不足之处,应以＂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作为理论基础。文章提出要明确证明责任,厘清证明标准,真正落实我国刑事法律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并重的理念。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

公安机关在侦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创新打击传销犯罪的侦查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准确认定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通过勘验、搜查传销窝点现场,讯问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询问参与传销人员,勘验、检查会计资料等侦查手段和方法,全面收集传销证据,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明要求。     

浅议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所提倡的恢复性正义是对传统的报应性的司法矫正,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控制犯罪,倡导＂无害的正义＂。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恢复性司法的性质、法理基础、文化基础以及功能等角度认识了解恢复性司法的内在机理、外部环境和重要作用。     

浅析我国刑法中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的界定

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是我国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类新型犯罪,司法实践中,该类犯罪的界定问题亟待进一步论证和探讨。从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界定,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与集团性犯罪的界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界限,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的界限等方面对刑法中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犯罪界定等问题进行阐析,是十分必要的。     

恐怖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的比较分析

恐怖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都是危害严重的有组织犯罪,两者在组织特征、行为手段等方面非常接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具体行为时极易混淆该两类犯罪。因此,有必要以犯罪构成特征为基础对两类犯罪进行比较分析。     

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犯罪急剧异化。工具型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创造便利或条件,并借此实施犯罪,近年来这类犯罪日益严重,且明显呈团伙化,其可分为网络财产犯罪、网络交易犯罪、网络经营犯罪等具体类型。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处理存在共犯认定不统一、刑罚适用标准不尽合理、具体罪名认定不尽合适、新型违法行为定罪不足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我国应及时调整相关刑事政策,增加或变更刑事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正确发挥刑罚的作用。     

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的体系化实践

传统定罪量刑标准体系在面对信息时代不断变异的犯罪情况时,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司法实践实践对此已然积极回应,但仍不够系统。在理论上构建了信息时代犯罪定量标准之后,尚需要探索定量标准体系转型的实践路径的"系统构成"。司法上,需要充分利用和完善指导案例出台规则,发挥常见多发网络犯罪定量标准指导案例的功能;且要规范新型定量标准司法解释的出台,探索常见多发网络犯罪的定量规则。立法上,应当消除部分罪名适用新型定量标准的法定障碍,且应增设新罪名或者在原有罪名框架下扩容新的行为模式,为新型标准的适用提供平台。     

累犯制度修正内容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并扩大了特别累犯的范围,司法实践中应对本次修正中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等内容作正确理解和适用,使累犯制度的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警察依法防卫”与“儿童利益优先”平衡——防卫危害校园儿童犯罪之临战行动规则的确立及应用

有效防卫危害校园儿童安全犯罪,应坚持＂警察依法防卫＂与＂儿童利益优先＂相平衡的防卫原则。本文讨论了确立该原则的价值取向、制度依据和策略保障,并围绕这一原则,在分析其衍生规则即危害校园儿童安全犯罪防卫之临战行动规则理论及技术要素及其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确认其衍生规则的可选择路径,构建了更适宜应用和评价的与犯罪侵害行为层阶和梯次相适应的警察临战应急行动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