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羁押制度探析——以"扁家弊案"为例

"大法官会议"释字392号是台湾地区现行羁押制度的基础.陈水扁在"扁家弊案"中先被羁押又被释放再被羁押,并被数次延押的处遇状况被台湾各方所关注,其核心是台湾地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羁押要件和羁押期限规定的合理性问题.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一般性羁押要件和预防性羁押要件应根据人权保障的需要作出一定的调整;羁押期限的规定应更符合集中审理原则.此外,羁押执行过程中应注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保障.     

从“扁家弊案”管窥台湾地区法治的多重视界

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治在台湾地区已成为社会调控的基础性机制。历经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司法体系日渐完善,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和在现实法律践行中种种问题的困扰,其又呈现司法改革方面的不足,体现在民主制度的法治化上,可谓"五味杂陈"。透过"扁家弊案",管窥台湾地区法治的多重视界,使我们对台湾地区的法治又有了更多认识,就是:其法治建构是一个不断总结、反思与扬弃的过程。     

由“扁家弊案”管窥台湾检察制度

最近，随着我国台湾地区陈水扁家族贪腐弊案的侦查终结起诉，该案愈来愈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焦点，同时负责侦办此案的台湾检察机关也受到了空前关注。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台湾检察制度的了解还不充分，为此笔者根据扁家弊案的相关报道，试对台湾检察制度的某些特点进行肤浅探讨。     

台湾地区特别侦查组制度初探——以陈水扁弊案的侦办为线索

特侦组制度的前身是2000年7月1日成立的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查缉黑金行动中心特侦组。2006年2月3日"法院组织法"修订后,特侦组正式成为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侦办"政府"高官的贪渎犯罪、重大选举违规案以及特殊重大贪渎、经济犯罪、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设置特侦组的目的,一是因应犯罪形势新发展,组建高层次的专业化侦查机构,以打击组织化、企业化、复杂化的结构性重大犯罪;二是打破辖区和审级的限制,同时以"最高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的法律地位确保特侦组办案的独立性;三是发挥团队办案的优势提升侦查品质,克服检察官独任办案、单打独斗的传统办案方式的弊端,同时在新、老检察官之间实现经验传承。但是,对于目前"蓝"、"绿"阵营分明,政治角力激烈的台湾社会来说,特侦组要独立并公正地实现对上述案件的追诉、查办,似乎并不容易,因而其在台湾地区未来的走向也并不明确。     

个案与我国的法治进程

近几年,我国发生了一些典型的、引起社会各界强烈愤慨的案件,这些案件在引起人们愤怒的同时也对我国的法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就“孙志刚案”等几个典型案例分析个案对我国法治的影响。     

对推进农村法治进程探析——以贫困山区为例

随着社会发展,各地区对推进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管是城市或农村推进法治进程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从整体上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农村法制基础薄弱,法治进程缓慢一定程度制约我国多方面的发展与进步,因此,了解贫困山区法治现状,分析成因,提出解决措施对促进我国法治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之修正——以深化民主参与为中心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施行迄今已逾十年,"法务部"邀请专业人士以定期召开研商会议之方式研修该法。围绕"深化民主参与"此一主题,从强化听证功能、扩大陈述意见、建立法规命令公听制度等方面,修法已获致若干成果,期许得以建构融合理论与实务、兼顾私益与公益、更为务实可行之"行政程序法"。     

正当程序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实现及价值——以佘祥林案为例

正当程序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贯穿着整个立法思想,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这一理念对于我国在法治进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当程序有着独特的价值,在未来的中国将会广泛的应用到立法、行政、司法等社会领域当中,正当程序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会跨越式的发展,并且构建的法治的和谐...     

中国的法治进程与公众参与——以网民参与法律事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为例

中国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化发展道路,即在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地完成社会制度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条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自身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公众的参与正在成为法治发展的动力。本文以时间为序,把中国的法治进程划分为初始起步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并以公众中极具代表性的网民群体作为分析范本,以当前网民参与法律事件为例,结合目前我国所处的法治阶段,分析了网民参与法律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以期进一步探讨中国法治进程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意义。     

从限制政府权力的角度看我国法治进程——以房屋拆迁为考察对象

法治的核心在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公益。现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广泛地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其中,以近年来由拆迁制度所引发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最为显著。本文在探讨限制政府权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特有的拆迁制度中所存在的法治问题,提出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建议。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药家鑫案之所以激起巨大的民愤,最初是因为药家鑫杀人的情节极为恶劣,并且社会公众看不到司法过程的审慎和公正,后来是因为传媒对案件的不当讨论进一步刺激了民愤。这些原因最终导致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群体极化,两者在认识上的鸿沟未能经由讨论而弥合,传媒未能担当起社会黏合剂的重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面对激化的民愤,罪已至死的药家鑫通过诸种本土资源而免死的空间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传媒在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值得反思。     

“法治中国”的主流叙事——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为例的考察

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治思想源远流长的国家,一时间,让法学界无比兴奋。虽然在不同的文化与国度里,对法治的认知与表达及运行,可能千姿百态,但它无疑已成了人类普遍可接纳的治国理念。同时,法治又是一个太宏观和抽象的词语,法治的话题太大,大的没有边界,怎样让这个内涵丰富又具有时代气息甚至印有民族烙印的词语为普通民众所知晓,并深化于内心,成为每一个人内心的价值标准,一种信仰,怎样让这个宏观的话题具体化,平民化,都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面对太复杂的社会背景,面对太多的元素变化,传媒人有责任将法治的内涵进行精确的诠释,传播与众,送法于民,有责任引领民众以法律为最高准则,树立规则意识,人权意识,甚至掀起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文化潮流。然而现实生活中主流媒体却越来越倾向于抛弃这神圣使命,反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仆从,值得深思。     

法治背景下的民生出路——以付达信案为例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2011年1月24日,吴邦国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各方面建设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如何使社会建设遵循法治而真正达到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当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紧迫任务。     

法治热点案件讨论中的传媒角色——以“药家鑫案”为例

自由公共讨论的机制只可能由传媒来提供．传媒通过公共表达而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纽带。在公共讨论的过程中．传媒与公共知识分子是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的关系，传媒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增强了权威性．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则因传媒而增强了影响力。客观理性的自由公共讨论．必将影响人们对公共问题的思考，增进社会公众的思考能力和讨论理性．增进公共知识分子的经验感觉和判断能力。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相当明确和清晰的.同时,虽然法律对于制作、复制、销售、传播淫秽制品等行为明文禁止,但是对于在家中观看淫秽录像、电影等行为却并未评价.因此,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应当认为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非正式的法律中,却受到禁止.这实际上是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在非正式法律体系中尚未完成除罪化过程的结果.这一制度体系上的混乱为法律官员的选择性执法奠定了基础,从而削弱了法律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实践上的可预期性.因此,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最重要的仍是确立国家权力需要制约的观念,并在制度上清除那些可能造成混乱的因素.     

从“禁限摩”看我国行政法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各地的"禁限摩"举措反映出行政合法性和适用上的不足、行政目的的偏离、对行政权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缺陷以及行政法治的程序缺失.要从根本上避免类似情形的发生,就必须树立行政程序法治的观念,强调公众对行政的参与,确保行政公正理性地作出.     

“枫桥经验”引领下非羁押诉讼模式的构建——以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办案实践为例

追溯非羁押诉讼司法理念的来源,"枫桥经验"中"捕人少、治安好"的理念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历史渊源。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检察院多年来不断传承发展"捕人少、治安好"的内涵和实践经验,通过强化捕前把关、严控提请逮捕案件,细化捕中对接、提高逮捕案件质量,落实捕后监督、严防不羁押失管逃诉等,实现了"以非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的良好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应通过及时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制定非羁押诉讼配套保障措施、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适用面并保障平等适用、加强风险防控等,促进非羁押诉讼更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