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预防性反腐败机构设置与完善

反腐败的全球合作趋势日趋增强,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更应遵循公约的要求加强自身反腐败力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如何完善我国国家廉政体系,充分发挥各相关部门的力量,建立中国特色的预防性反腐败机构,是我们亟需考虑的问题之一。要完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由人民检察机关执行的反腐败体系;要转变反腐败机关重惩处,轻预防的观念,将预防作为其根本职能。     

《监察法》对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影响

《监察法》是反腐败立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是借鉴古今中外先进经验、经过实践检验、与时俱进的重要制度创新。《监察法》的制定,进一步织密了中国特色反腐败法网,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机制,标志着中国特色反腐败工作已经进入依法反腐和依宪反腐的新阶段,同时也给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机制、新时代纪检监察执纪执法工作、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与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机构变迁与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安机关在机构设置方面总体上是符合主体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效力不高、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这种混乱也导致了实践中公安机关内部侦查机构的侦查权和行政管理权相互交错、权力滥用以及滥设“行业公安”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规定公安机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得更加合法和合理,走向法治化和科学化,同时彰显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检察机关反腐机构设置研究

当前检察机关反腐机构设置引起了检察机关侦查权弱化、侦查资源浪费、内部侦查一体化减弱和背离侦防一体化等问题。本文通过比较中国、日本和香港反腐机构的设置,结合精简效能,侦查一体化等原则,建议融合目前的反贪、反渎、预防、控告(举报中心)、技术以及法警部门的工作职能,组建一个"大反贪局",强化侦查一体化,构建惩防一体系统,提高反腐能力。     

对我国反腐机构设置的反思和建议

我国现行反腐败机构设置存在双重领导下的地方化、职权重叠脱节、合法性困境等问题.应统一现行反腐败机构,赋予相关强制性权力.结合我国国情,纪委应该在整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新机构应以纪委为核心,实施垂直管理,对中央纪委负责.法律应该对纪委进行规制,使纪委各项工作阳光化、规范化.     

浅谈反腐败视角下的现代法治国家建设

腐败是当前经济社会中最丑恶的现象之一,日益严重的权力腐败行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着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约束和控制权力腐败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是该系统工程的重中之重,也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而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若要取得最终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则需取决于法律制度的理性设计、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人大优势的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良性构建和社会舆论的有效监督。     

再论国家监察立法的主要问题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制度,是解决反腐权力过于分散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监督和国家监督相协调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国家监察立法需要重点明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运行机制;处理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对监察全覆盖的范围进行细化;进一步明确留置措施适用条件与程序;解决好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明晰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机制。     

中国有多少反腐机构？

最高检成立新反贪总局引发公众对反腐机构的关注“我们有基层、省级、国家等不同层级的反腐机构，很难统计”     

“国家干预”手段重构与环境法变革

环境法的调整方法离不开国家干预,但现行环境法规范中对于不同类型国家干预手段的选择与配置存在结构失衡的特点,指令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大,指导性国家干预和直接介入性国家干预比例过小,不能反映国家干预在纠正市场缺陷、培育和扶持新兴市场方面的功能和特点,不能彰显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独立功用。因此,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手段在我国环境法中的整合与重构显得尤为重要,并直接影响我国环境法体系及其制度内容的重大变革和调整。     

竹立家：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反腐的关键

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也就是从制度设计层面堵住腐败漏洞，这是反腐的关键。近年来，全国各地反腐力度很大，查处了大量违法乱纪干部，但反腐形势却越来越严峻，一方面是大力度反腐，     

反腐败与反腐“拜”

近些年来,社会上不断有惑人的"大师"横空出世,这些"大师"都标榜为"神通广大",或能手到病除,起死回生,或能预知未来,化凶为吉,一时迷惑了不少人,后来却一一被揭露为骗子。骗子怎么会成为"大师"的?一个重要推手,是官员与名人的盲目崇拜和吹捧。拿近日又因一些名人拜访而重新暴     

我国电信业政府监管机构重构研究

目前我国电信业政府监管机构存在监管职能分散、专业性欠缺、法治化程度低等突出问题,基于"三网融合"的趋势,有必要成立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通信监管委员会,对电信、广电、互联网等实行一体化监管。     

探索反腐败制度创新的法治路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一大批腐败分子受到了惩处甚至法律制裁，即使国级干部亦不能免。“‘不敢腐’已初见成效。从‘不敢’向‘不能’迈进，还要靠制度创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思维推进反腐败制度创新，应当厘清“制度性腐败”以及反腐败制度创新的前提、目的路径和法治化反腐的当务之急等基本问题。     

行政复议改革之重——关于复议机构的重构

"行政复议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关于行政复议机构提出了三方面的改革的内容:相对集中复议权;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办公室。关于相对集中复议权的改革方案,是在区县级以上政府设置行政复议委员会,统一管辖本区域内的行政复议案件;实行全国垂直领导体制的部门,继续保留复议管辖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和行政复议办公室的设置,主要是从人员组成、委员的资格要求以及职责三方面进行构建。     

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作用

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内人权促进和保护机制，《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被公认为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里程碑。但是，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理解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本文以《巴黎原则》为基础，围绕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和作用，对国家人权机构的定义、特点、分类、职责等基本问题加以澄清，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罪名建构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照国际社会反腐败成果，我国在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构建中，是否应当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法》，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我国应当设立专门的《反腐败法》，这部法律应当集实体法和程序法、预防功能与惩治功能于一体，在这部法律的刑事实体立法方面，反腐败罪名的设立应当是其中的重点。为确保反腐败刑事法治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现行《刑法》的罪名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要对部分反腐败罪名进行重构，二是要对部分罪名进行修订，在此基础上，确保《反腐败法》刑事实体内容的合理建构。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反腐败是各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潮流与共识。我国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任重道远,还存在一些亟需研究和改进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高官腐败犯罪、腐败犯罪的刑事推定、腐败犯罪的异地审判、性贿赂应否犯罪化、腐败犯罪人员的境外追逃和腐败犯罪外移资产的追回等重大现实刑事法治问题值得特别关注,对其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可以成为促成反腐败刑事法治进步的重要契机。     

灰色地带:反腐败法律的文化分析

法人类学对腐败和反腐败法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了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的社会根基以及腐败行为的两个规范框架: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惯例;评估腐败问题时存在的双重标准: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常常认为"南方"和"东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常常难以求得平衡,媒体对腐败的报道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处理反腐败问题时常常采用过于简单的两分法。法律人应当对这些卓识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理解英国的几个重大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监察法》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结构性缺失与重构

监察调查权是中国特色国家监察权的重要职能之一,职务犯罪调查权的侦查权属性要求配置必要的监察强制措施。《监察法》就监察强制措施的立法设定存在审慎性上的缺失,由此导致监察调查权运行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监察留置具有羁押属性,却被立法者定性为调查取证手段,实则违背了诉讼基本原理;监察调查缺少强制到案的法定功能,导致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障碍;监察强制候审措施的单一化立法配置,仅留置能够发挥候审羁押的效果,既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也将过多消耗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对此,应当融贯式借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构建梯度式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并增加执业禁止类的强制措施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