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之权衡

在社会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密切,往往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给人们以强烈的冲击,佛山“小悦悦”事件再次让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了道德与法律上来,是道德的失衡还是法制的不健全?人们陷入激烈的讨论与深思当中,人做为社会人,生产生活当中时时、处处受着道德的规制和法律的束缚,“道”无边际,“法”亦可循,我们应该如何权衡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就“小悦悦”事件发表个人关于道德和法律之浅见.     

名人代言食品出事或“倾家荡产”

去年三聚氰胺“推倒”三鹿奶粉的时候，邓婕、倪萍等代言三鹿奶粉的明星们受到的是道德的谴责，照旧可以在家中安坐，网上骂声一片，眼一闭不看倒也罢了．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日前，国家工商总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出1台，明确规定代言食品的明犍对食品质量出现的问题承担连带责任。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恐怕就由不得明星安坐家中了，明星代言食品从此恐怕就要加倍谨慎了.     

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原则——以“聚众淫乱”犯罪化之正当性分析为例

用刑法来规制“道德难题”的困难在于,“道德难题”是较为模糊的概念,它牵涉到“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与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对于伦理性个人自决事务和愿望的道德,刑法的干预是不正当的。就“私下多人聚众性行为”的犯罪化而言,问题在于该行为很难说是道德性个人自决事务与义务的道德。在这个问题层次上,法律道德主义原则因为其自身的理论漏洞,无法胜任保护个体权利、捍卫自由与法治的使命。而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则有着充分的理由与更加周全的考量,所以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应当成为刑法规制“道德难题”的合理原则。在南京换偶案及其类似“聚众淫乱”案件中,根据自由主义式的规制原则,私下的聚众性行为不应当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而应当寻求其他类型的法律规制的可能性。     

法律不能强制执行道德——由“黄碟案”和“换偶案”引发的思考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这句话说明了法律是道德的体现,是最低程度的道德.但同时也会让人疑惑——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罪与非罪的考虑因素之中是否渗透着对行为道德性的评价？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本文结合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对“夫妻黄碟”和“南京教授换偶”案所涉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思考与回答.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常回家看看”等精神赡养方式写入法条的做法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一方面,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儿女探望老人等历来属于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调控的家庭事件是否应当由法律管控心存疑虑.法社会学认为,法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面对社会问题,在完善立法的同时,也应当注重道德,传统,习惯等其他社会调整方式的作用.在解决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也应该引入法社会学的视角,强调法律与社会规则的同等适用.     

名人代言食品出事或"倾家荡产"

去年三聚氰胺"推倒"三鹿奶粉的时候,邓婕、倪萍等代言三鹿奶粉的明星们受到的是道德的谴责,照旧可以在家中安坐,网上骂声一片,眼一闭不看倒也罢了,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日前,国家工商总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出台,明确规定代言食品的明星对食品质量出现的问题承担连带责任.今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恐怕就由不得明星安坐家中了,明星代言食品从此恐怕就要加倍谨慎了.     

“女许霆案”法律定性之外的几点思考

近期，广州“女许霆案”再次引发关注。类似“许霆案”利用ATM机故障恶意取款的行为，究竟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事犯罪、是成立盗窃罪还是其他犯罪等相关争论，业经“许霆案”的充分讨论，早已尘埃落定。     

白百何的“法律订制”

“人红是非多”,这句话被白百何的经历印证了. 在出自微信、QQ空间等自媒体的信息如泥沙俱下汇入舆论海洋的当下,明星被八卦、被污名如同家常便饭.面对被污名,一些不愿沉默的明星拿起法律武器——白百何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2014年3月前后被传她与陈羽凡“疑似已经离婚”,白百何选择宽容;当2014年7月被传在某奢侈品店“做贼”后,她选择了通过“订制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2015年1月7日,白百何在这场名誉侵权诉讼中胜出,获得13万余元赔偿.13万元这一数额,创下了明星获赔数额高点的新纪录.     

试析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

近年来,明星代言广告已逐渐成为广告业的时尚。明星广告比普通广告更具吸引力,更易鼓动消费者购买广告产品。但同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所引发的纠纷问题也渐渐突显出来。最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目前我国的法律仅规定明星代言食品类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而没有规定其他领域内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亟待弥补的法律漏洞。     

试析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

近年来,明星代言广告已逐渐成为广告业的时尚。明星广告比普通广告更具吸引力,更易鼓动消费者购买广告产品。但同时,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所引发的纠纷问题也渐渐突显出来。最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第55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但目前我国的法律仅规定明星代言食品类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而没有规定其他领域内明星代言虚假广告的民事责任,这无疑是亟待弥补的法律漏洞。     

“人肉搜索”法律问题探讨

“人肉搜索”是近年来的新兴词汇，随着“人肉搜索”的多起标志性事件在互联网中甚嚣尘上，“网络暴力”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本文试将“人肉搜索”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保护，与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知情权以及舆论监督权等之间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剖析，从而探索“人肉搜索”现象的现实性意义以及对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彭宇案件的法律社会学分析

彭宇案件的发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彭宇案件的判决有损司法的公平正义,损害了我国固有的传统道德,它的情节涉及到法律、道德领域,与彭宇行为类似的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在立法上应该得到保护.这场道德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司法出现了问题,违背法律,不仅损害的是法律的尊严与权威,而且损害了道德,社会主义法与社会主义道德具有内在一致性,对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导致法律秩序的混乱.在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与法律的失衡在所难免,为此,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的法律体系迫在眉睫,让司法挽回道德.     

法治的主体与主体的法治

尽管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能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①，但是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式的观点毋庸置疑。是主要运用法律还是主要依靠贤能的个人及善良的道德教化治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法治”与“人治”的最初分歧。在法治的这一逻辑起点...     

从黄金大米事件看跨国人体试验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2012年8月底,网曝的“黄金大米”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再次将本就褒贬不一的转基因食品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隐藏在“黄金大米”事件背后的各类问题一一暴露出来,如人体试验的伦理审查机制、未成年人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跨国人体试验的受试者保护等问题.本文将在分析“黄金大米”事件始末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跨国人体试验中的人权保障问题.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也谈“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绩与问题并存 ,成绩大于问题的形势下提出的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尤其是政治道德建设 ,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基本途径和基本内容 ;在理论和实践中 ,既要反对“法律万能论”和“法律无用论” ,也要反对“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 ,更要反对“人治”。     

“互撕”背后的潜规则与明规则

11月20日,冯小刚、范冰冰等明星在江苏南京出席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宣传活动.此前,该部影片刚一上映就引发一场口水战:冯小刚在微博上公开致信王健林,指责万达院线给该片超低排片率;而万达董事、王健林之子王思聪则在微博上反击,称是华谊挖签有竞业协议的高管在先,并表示导演应该用拿得出手的作品说话.     

德富林道德强制理论评析

德富林的道德强制理论在英国关于同性恋等问题的立法争议背景下应运而生，是对沃尔芬登委员会报告的批评。德富林的学说可以分为“崩溃理论”和“保守命题”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招致哈特和德沃金等学者的强烈批判。作为法律道德主义下的一种模式，道德强制理论极富启发性并对理论与实务都有较大影响，一方面以“崩溃理论”从根源上解释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保守命题”回答了对于道德信念如何具体地对法律产生影响。     

老百姓告“垄断企业”能赢吗?

2012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反垄断解释》”)将正式实施.自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至2011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反垄断民事一审案件61件,审结53件,原告胜诉的“没有”. 来自法学界和舆论界的观点普遍认为,能出台《反垄断解释》是一大进步.不过,那些“涉嫌垄断”的企业是否会因该司法解释而有所收敛?     

哈特的法律-道德观是自相矛盾的吗?

我国学界流行观点认为哈特“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和“太邪恶的法律不能被服从”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自然法色彩,与哈特作为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分离命题相背离,因而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对哈特法律-道德观之融贯性的辩护建立在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的区分之上。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存有四个面向,即历史因果性上法律与道德内容的重叠,法律与道德概念上的分离命题,对法律的道德批判和道德的法律强制。“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强调法律与道德在事实与内容上的联系,其与两者在概念上的分离并不矛盾;哈特反对把道德作为法律的合法性标准,但不反对将道德视为法律的评价性标准,因此上述两个批评错在混淆了问题的不同面向。批判道德哲学与自由主义是哈特的重要底色,贯穿了他的法律-道德理论;哈特坚持“法律是法律”,但又对法律及其实践在道德上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哈特的分析法哲学家和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是互相支撑的,他在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是自洽的、立场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