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金汇法治行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依法治理”需要百年乃至更长的进程。如何加强基层法治建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法治文明，是当今社会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程。奉贤区金汇镇党委政府按照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的总体要求，思在先，行在先，在开展“平安城区”建设中，法治先行，今年初推出了“法治基层行，梦圆新金汇”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开展宅基、模拟法庭“季季行”、法律讲堂“月月行”、普法宣传“天天行”、法律服务“社区行”、法治活动“村居行”和普法资料“家庭行”“六行”活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天候的立体式法制宣传，成效显著，值得借鉴。     

论建设“法治浙江”与浙江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客观评判浙江法律服务业所取得的成就,厘清法律服务业与“法治浙江”之间的关系,对于充分发挥法律服务业在建设“法治浙江”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法治浙江”战略的目标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体,其中必须包括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健全完善、运作规范的法律服务体系。同时,建设“法治浙江”又是一个为实现“法治浙江”战略目标而实施的法治建设工程。其目标的实现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各行各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过程,这其中就少不了法律服务行业为之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作保障。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深化“五五”普法教育的探索和思考

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将“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这两个重要概念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件。特别是首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命题。“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农村法治建设的难题与破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了战略部署,对农村法治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全面提升我国国民整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必须把法治建设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从农村最基层入手,加快法治农村建设.本文通过对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研究分析,找出其存在的工作难点和问题,提出建设法治农村相关对策.     

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法治能力建设——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纲要的思考

现阶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纲要（规划）研究应该以国家关于“本世纪前20年是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为依据，与2020年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阶段性总体目标相一致，具体定位在对“未来十年”（2010年至2020年）依法治国的目标和措施研究；“未来十年”依法治国的基本目标是提升国家的法治能力；法治建设的主战场是法治政府建设。     

涟水法治建设探析

本文介绍了涟水法冶建设工作呈现的特色和亮点,并针对涟水法治建设的现状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着力提升平安法治创建质效、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整治社会治安环境、夯实综治基层基础、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等有针对性的建议,对涟水法治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强化社会管理 推进法治建设

近年来，洪洞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建设法治政府，创建平安洪洞”这个主题，以创建“国家平安县”为目标，不断加强社会管理，着力深化基层平安建设，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联动”，乡镇、农村、家庭、单位、园区（矿区）、公路、医院、学校、市场、景区“十安联创”的基层平安建设格局。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法治有其独特的表达.民法法治即表达了在民法领域实行与实现法治的理想状况.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法部门自然属于“全面”中的一份子.本文的研究即在于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视野去观察法治,特别是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观察.民法法治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的特点,在立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些特殊性,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为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法治事业也是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事业.因此,开展法治建设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性知识”维度——以“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重庆建设为例

“法治中国”命题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新理论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还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最新的问题域之一。法治重庆建设必须接受“法治中国”语境的“规训”,并贡献出重庆关于“法治”的“地方性知识”。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国家主导型区域法治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新的“理论试验田”。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现代法治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是我国法学界的最强音,而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并日益深入人心。事实上,法治不只是法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也密不可分。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教授曾指出:“如果没有一些恰当的制度,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建立起来”,“目前中国,不是需要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学”。因此,笔者以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法治,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示。 在新制度经济学与法经济学看来,法治和人治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西方国家走上了法治之路。那么,我国人治这种制度安排为什么没有演进到法治这种制度安排上来,即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国家是否侧重于国家对法治的供给,即通过“变法”来推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建立法治、推行现代法治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与作用何在?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品质检察”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这一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品质检察”就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杭州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实践.其内涵是“执法理念先进、执法行为规范、执法质量过硬、执法效果良好、队伍素质提升、人民满意度高”.这是一项检察理论与实践的新成果,要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辟“品质检察”建设的路径,立足“理性、规范、人本、科学”的“杭检精神”,提升“品质检察”.     

论法治政府建设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法治政府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和措施都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分析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现实意义,深入探讨法治政府的科学内涵和特征,认真分析当前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进而对如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提出对策建议.     

加强普法依法治理促进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天津市将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取得了明显成效。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津调研和视察过程中,对天津市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我们的做法是:一、提高认识,理清思路,切实加强对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领导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多次对加强和谐社区建设提出要求,强调要把社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对送法到基层工作批示:“这个做法很好”。“四五”…     

提升法学研究水平 促进“法治浙江”建设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为人们所共同追求和向往。2006年4月,浙江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开启了浙江法治建设的新里程。正是为响应省委建设"法治浙江"的号召,《法治研究》杂志应运而生。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论消极法治和积极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本文提出了“消极法治”与“积极法治”这一对概念 ,通过对西方国家法治历史发展的分析 ,指出其经历了一个从消极法治到积极法治的过程 ,并考察了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法治对宪政建设的作用 ,认为从法治进化的角度出发 ,实现两种法治的互动与平衡 ,是当今法治发展可以选择的基本模式 ,也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我们应在肯定积极法治的同时 ,充分吸收消极法治的合理因素 ,通过两种法治的互动 ,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我国法治指数建设中的三个问题

“法治中国”所处时空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需要的法治是一种同时吸收了形式法治、实质法治和程序法治合理因素的综合型法治,这种综合型法治是我们思考法治指数建设的前提和出发点.在法治指数的具体设计中,需要注意区分法治效果指数与法治促进指数及主观法治指数与客观法治指数并分别协调好这两对指数相互间的关系.而就指数的利用而言,则需要清楚量化的法治指数并非如同其最终表现出来的那个数字一样是完全精确的,法治指数中指标体系建构的可操纵性、具体考核标准意义的多维性等原因都导致法治指数最多只具有有限的客观性因而在运用时不宜绝对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浙江法治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作用不可或缺.浙江历来高度重视法治乡村建设.早在1998年,宁波市余姚、鄞县(今鄞州区)等地就探索开展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2006年4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提议下,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定,对包括法治乡村建设在内的法治建设进行全面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