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希豪森困境:对一十年来错案追究制的再反思

错案追究制是各地法院自行创立的一项内部管理制度,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寄希望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法律问题,有悖于司法活动规律,从而在制度设计上走入了"困境"。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发挥制度而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作用,即构建过程导向的责任追究机制,只要法官裁判未超出法定权限和违反程序,法官都不应当承担责任,当事人损失只能由国家来承担。     

环境治理必须坐实公民“环境权”

连日来,全国多个城市上空持续多日的阴霾天气,让国人再度将目光聚焦到环境污染的老话题。尤其是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连续4天污染级别维持在重度和严重污染水平,向全国拉响了环境污染治理的警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寻求经济后发优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每次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都未能深入法律保障的肌理层面进行反思,以致今日阴霾笼罩我们依然讨论的还是政府的应急机制与行政手段。这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     

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角色扮演的描述以及角色失调的原因分析,从而探索出农村环境治理的真正出路。     

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治理之政府责任研究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问题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治理陷入困境,主要原因之一是环境治理的责任人无法明晰。现代政府应担负起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两方面的责任。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并没有解决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外部性问题,同时,因战略布局等因素,很多政府决策进一步拉大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与受惠地区之间的差距,所以,政府应承担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治理之主要责任。同时,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财政能力相异,其在具体承担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责任时也应有所差异。     

农村环境治理不让“小污”变“大污”

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常言道惟有净土,才有洁食,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陕西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     

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实践模式与创新路径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普遍高度关注的议题,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经济新常态等新思想的提出,中国环境治理问题举国关注,已被列为重要政策议程。目前学术界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较多,对购买环境治理关注尚显不足。本文在分析我国推进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内容构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初期实践探索的分析总结了几种主要的购买模式,并发现我国政府购买环境服务过程中存在购买范围边界不明晰、购买资金保障不到位、购买服务绩效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购买服务制度化、法治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政府购买环境治理服务的政策建议。     

“自治”与“管制”之间:“矫治”的界限与基准——以“房屋限购令”为切入点

"房屋限购令"对市场的干预在权力来源、行使方式、政策考量因素等方面存在与宪政原理、行政法原则相悖之处,其权力运行形式亦游离于行政立法的控权范围,跨越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界限。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矫治"限度在于市场基本经济规律的恪守与建立在基本权利划定基础上的权利尊重。市场财产权配置、权力与控权力的对比均衡度则应当成为政府是否越界干涉市场主体权利的两个判断基准。     

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

环境治理包含国家、科层制和公众三种相互交织的制度逻辑。当这些制度逻辑与我国的权威体制相结合时,就催生了权威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科层制逻辑的运行,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异化,减损了国家环境法律的实际功能,隔断了公众与环境事务之间的关联,给环境治理带来诸多困难。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是这种权威型模式的完美替代方案。它在性质上是合作的,在主体构成上是多元的,在合作范围上是广泛的,在治理手段上是多样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新模式的运行逻辑是"参与+合作",有别于权威模式下的"权威+依附"。     

“法治政府指标”深圳试水

去年年底以来，深圳试水“法治政府指标”，又一次“第一个吃螃蟹”，引发各方关注。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然而究竞什么样的政府算得上法治政府，无疑要有“尺”可量。如同GDP的测算，法治政府指标正是这样一种考量，其中包含规范执法、缩减审批、强化监督等诸多方面，而纵观法治政府建设体系，关键还在于“治权”，为权力划定边界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所在。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引进”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帝制时代的德国 ,发展于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 ,被威权时代的我国台湾地区所继承 ,在法治发展的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批判。在我国 ,因为学生状告高校等案件的涌现 ,部分学者提出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问题。但是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理念上不符合法治的精神 ,在逻辑体系上相互冲突 ,在实践中无解决问题之力 ,因此在我国没有引进的意义。对于原特别权力关系涵盖的领域 ,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     

论地方环境治理的政府失灵及其矫正：环境公平的视角

地方环境治理的政府失灵,主要原因就在于环境法律制度的失灵,体现在环境治理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政府环境治理权力与社会公众的参与权不均衡以及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缺失几方面。政府治理理论和环境公平理论为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矫正提供了理论依据。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职能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是实现环境公平的前提;实现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环境公平实现的有效手段;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责任,是环境公平实现的必要保障;建立和完善跨区域环境治理的法律体系和诉讼机制,是区域间环境公平实现的保证。     

传统建制思想下宪政之困境

本文从"社会契约论"及"人性本恶"两种理论阐述了学者对宪政理论渊源的不同解释,分析了"君"、"天"、"民"传统政治建制理念,解析了传统建制下宪政的变异状况,并提出了传统建制渊源下政府难以"有限"、正当反抗滥用等观点,建议在"契约"及"人性"中选择适当理念作为我国宪政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泰国：“民主标杆”的困境

泰国，曾经被誉为东南亚的“民主标杆”。确实，民主选举、政党竞争执政，在理论上一直被视为实现权力监督、医治权力腐败的灵丹妙药。然而，泰国自1932年实现君主立宪制度以来，在仿效西方民主的实践中，是在从军人统治向民选政治的转型，     

城市群环境治理中的区域协同立法

近年来,城市群环境协同立法面临着许多困境,存在跨行政区环境治理的法律不完善,区域环境立法的合法性不足,现有环境立法之间缺乏协调,立法主体不明确,立法内容不统一,违法责任差异大,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城市群区域环境协同立法存在中央授权立法、区域专门立法、区域合作立法等主要模式。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促进机制是城市群区域协同立法顺利进行的基础条件和保障。区域协同立法需要建立和完善立法组织机构,完善协同立法的府际协议,建立协同立法的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对区域协同发展进行立法,为区域立法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框架,引领和推动城市群环境治理的协同立法。     

论美国告发人诉讼制度及其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告发人诉讼是由告发人根据法律规定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以政府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胜诉后一部分罚金归告发人,其余部分归属于政府.告发人诉讼最早起源于14世纪的英国,美国国会1863年颁布<防止欺诈请求法>首次引入了告发人诉讼制度.经过1943年和1986年两次修订,<防止欺诈请求法>在原告资格、诉讼程序、证明标准等方面完善了告发人诉讼制度,充分发挥了私人诉讼在促进法律执行方面的功用.20世纪90年代后,告发人诉讼开始在美国环境治理领域得到广泛适用.我国环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环境法律实效短缺.我国可以借鉴告发人诉讼的经验,利用民间力量推动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建议在我国建立公众参与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政府权力宪政制约探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能泛化，且政府权力不应介入市场功能的有效边界内。在对政府及工作人员权力“软约束”无效的条件下，必须引入宪政框架对政府权力予以约束。这既是宪政国家内在的本质规定．又是我国政府权力运行的现实要求。针对我国政府权力制约面临的现实障碍与宪政困境，必须从政府权力法制化、重构三权关系运行等方面入手，建立有针对性的政府权力制约机制。     

文明变迁与城市环境治理的法治进程

2010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既表达了人类对“理想城市”的追求，也展现了全球范围内对工业文明的继续性思考。本文努力回应现实，以城市环境治理为着眠点，分析了文明类型的变迁与城市环境治理之间的具体关系；根据城市环境危机与工业文明的内在关联性，申明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及其为城市环境治理带来的新视角。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环境治理实践必须依法治理，运用规范调整来实现城市环境治理机制的常态化，同时保证环境正义和环境民主在治理过程的实现。     

优化环境治理再现“蓝天碧水”——记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

山西省孝义市是以煤焦铝铁为支柱产业的资源主导型城市，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有一位扎根基层、踏实肯干、为人谦逊的优秀干部，他就是孝义市环保局局长曾树茂。     

我国环境保护NGOs的发展困境及展望

环保NGOs是以环境保护为主旨,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具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近年来我国环保NGOs迅猛发展,在环境保护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发展并不充分,在登记注册获得合法身份、自身建设与政府企业关系等方面仍显不足,本文将分析环保NGOs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对策以及展望.     

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选择——“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宪政分析

《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是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替代方案。深圳市实行的行政改革,存在内在矛盾和缺陷。从宪法学角度看,要限制行政权力就必须从国家权力宏观角度选择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通过法律规范行政权力;通过创造“社会交往民主”的制度环境以实现人民主权;建立公共财政,为政府行政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持;通过听证、回避等具体的行政程序的设定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