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

1 98 0年代以后 ,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西方思想评介”涉及了复杂的西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想像”等问题。“建构”、“想像”中所包含的诸如“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评介者的学术权力支配”、“权威导引的单面作用”等又是应予细致剖解的学术机制。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过程中的背景知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学术机制和背景知识的差异的理解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 ,从而推进中国法学研究 ,首先实现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才是一个关键。     

行政权司法权孰“大”孰“小”及其他——一则典型案例的法理分析与思考

文章从一则案例为切入点，从法理上分析了不同国家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所呈现但学界又极少关注的有关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进而引发两权孰“大”孰“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对问题进行衡量的关键标准在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合法。文章还对如何协调执法中出现的类似问题提出了一定特色的看法.     

浅论美军战时对法律语言的掌控——从“战俘”到“战犯”的转换

现代战争的复杂性、激烈性和残酷性决定了其成与败不再仅限于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孰优孰良,其中法律的运用、舆论的导向以及人心的相背等因素都将直接对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选择美军战时对法律语言的掌控——从“战俘”到“战犯”称呼上的的变更这一点说明法律语言的重要性.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社会哲学法学派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学术传播和交流的主要媒介。近代以来 ,沈家本、严复诸前辈大量译评西方法学经典著作 ,有力推动了西方法学之精神、体系和内容向中国的传播 ,促进了中国现代法学的生成和发展。为继续西学译评这一造福中国法学之事业 ,本刊特设“西学译评”之栏目。本栏目既欢迎能够反映西方法学经典性、前沿性成果的译文 ,也欢迎评介西方法学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的论文。     

中国人权研究的主体性觉醒与省思:1978—2018

从1978到2018年，中国人权研究从“姓资姓社之争”到“人权属性之争”“人权主体之争”“人权首要内容之争”“主权与人权之争”，在“批判西方”中逐步走向“对话西方”；进而到以发展权为核心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和话语的自主塑造。这是人权研究逐步摆脱阶级话语，克服中西话语对抗，艰难确立中国人权研究主体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也是人权研究“中国/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语式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今后的人权研究仍要极力关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相互交织；“引介移植”与“自主塑造”的辩证；抽象演绎与具体人权研究互为犄角；人权话语与叙事研究的创新。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

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间坐标,应当着眼于“后礼法”这样一个关节点。在“后礼法”时代,既要认真对待“礼法”时代之“礼”在“后礼法”时代的历史遗留物,更要积极应对“后礼法”时代本身对于中国法学提出的挑战。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空间坐标,应当从“中国与西方”这种传统的法学空间图式,转换到“中国与世界”这一新的法学图式中来。在传统的“中国与西方”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西方法学来定义的,在“中国与世界”图式中,现代性的中国法学话语主要是由世界法学来定义的。通过建构中国现代性法学话语的时空坐标,有助于中国法学树立起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承担起为世界法学做出“中国贡献”的责任。     

“非规则型法”：贡献、反思与追问

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 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 “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 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 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 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 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孕育生长的反思——读《从法制到法治》

一法治一直是一个西方论坛 ,在西方学术的“手术台”上 ,它以各种方式被解剖、研析 ,形成色彩斑斓的法治话语体系。即使对于发展中国家法治建设的探究 ,在最初一段时期 ,这种“西方论坛”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 1〕发展中国家的学者 ,无论是从自身法治建设的实际要求出发 ,还是试图打破这种“西方论坛”的特征 ,达成与西方学者间在法治领域的平等对话 ,都必须发展自己对法治的深刻理解。2 0世纪前半期 ,中国学人在与西方的接触中 ,对法治问题已经有了某种一以贯之的理论范式和文化品格 ,如梁启超的“法治主义” ,孙中山的“民主法治”观 …     

“新公共管理模式”对中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特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条件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促进了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满足了更多的公共服务要求。但是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只能借鉴不能照搬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我们应当在充分审视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把握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和西方国家行政管理改革的异同点，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消化和整合西方“新公共管理”的思想。     

延安时期的木刻艺术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29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以“朝花社”为阵地，编辑出版了“艺苑朝花”，有计划地选登了部分欧洲的木刻版画作品。从西方引回了“新兴木刻”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概念，擎起了“新兴木刻”的大旗，以推动“新兴木刻”在中国的光大。     

中美在联合国人权会上的斗争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处理人权问题的主要机构，在冷战的条件下，曾成为东西方对抗与斗争的场所。冷战后，西方国家挑起南北对抗以取代昔日的东西对抗，打着“人权”旗号，自封为“人权法官”，把人权委员会变为“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法庭”。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然成为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它们连续七次炮制反华提案，损害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经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斗争，取得了七战七捷的伟大胜利，迫使美国在１９９８年人权会上放弃反华提案     

“山寨”也疯狂

2008年是中国的“山寨年”，“无山寨，不销魂”是人们对山寨的终极评价。从手机到相机，电脑，从服饰到化妆品，明星，从电视剧到话剧，网站，山寨全面席卷，滚滚而来，乃至学术也出现了山寨版，     

情景预防的概念分析及其理论基础

前言 从犯罪产生之日起，预防犯罪的思想也随之萌发。从古代中国的“以神助政”、“以礼防民”、“德主刑辅”到古代西方柏拉图的“人之品性”，亚里士多德的“均产法”，无不体现着这样的一种观念：“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预防犯罪是指从总体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可能力量，最大限度地消除产生犯罪的主客观因素，阻止……     

论代位权人“优先受偿规则”的合理性

我国《合同法》在赋予债权人代位权的同时,对其行使效果的归属问题却没有作明确规定.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入库规则”.但基于现实的需要及代位权行使的实际效果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0条确认了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优先受偿规则.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到底孰优孰劣,在理论界引起了广泛争议.本文从代位权的立法目的入手,对传统的“入库规则”和后确立的“优先受偿规则”从理论基础、实践意义、公平正义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论证了代位权“优先受偿规则”与“入库规则”相比,其存在更具合理性、可行性和优越性.     

国内有限政府概念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政府再造高潮，其目标基本定位在构建一种新的更加具有健全的民主与效率的政府，以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学术界，由于国内学者的学术环境、分析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必然产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政府理论。在众多政府范式理论中，本文主要探讨“有限政府”这一政府范式，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概念的界定进行梳理和综述，并提出相关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性地了解“有限政府”这一理论。     

论“耐事优先”原则的延伸适用

一“刑事优先”的含义,系指同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法律赋予刑事诉讼相对民事诉讼之优先权。它是世界各国在处理刑事与民事诉讼具有交叉关系时,决定孰先孰后问题所普遍适用和遵守的一项诉讼原则。“刑事优先”原则的基本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二;其一,某一案件同时涉及刑事与民事诉讼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为主,民事为从。如果由     

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群众”探微

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相比有较大不同,集中表现在“群众”这一过渡环节.从空间角度来说,“群众”无疑彰显了中国的政治特色;从时间角度来看, “群众”既是臣民时代的终结者,同时又叩响了公民时代的大门,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过渡者的角色.本文分析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群众”的政治内涵,探讨了中国特殊的政治演变逻辑,提出了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行政法的崛起——何意志教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中国行政法(1982年—2002年)——分析、解说与文献目录》评介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逐渐为西方社会所瞩目,中国行政法乃至于公法的发展也逐渐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相比较于对中国法史、民法和刑法制度和理论的兴趣和研究而言,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公法的关注可谓姗姗来迟.这一点在德语世界更是如此.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以外,主要原因在于德语世界对于行政法乃至于公法的基础性认识与我国法制发展的现状有难以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