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涉嫌“医托”无证行医案查处的思考

笔者通过对一起涉嫌“医托”无证行医案件的剖析，指出了“医托”无证行医的新动向，进而就其现象的产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警惕网络“医托”骗局

13万元,只是一个小手术?24岁的小白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隶属遵义市)。一天,他的发小儿说想要做一个男性方面的手术。有着同样难言之隐的小白想起自己在微信上认识一名护士。这名护士在遵义市一家男科方面很有权威性的A医院工作。一番交流后,这名护士建议小白到A医院做手术。     

医托现象屡禁不绝的原因及对策探讨

本文根据非法雇主性质将医托现象分为医疗机构类和医生个人类二种基本类型,并从社会因素、医患因素和执法因素三方面对医托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来逐渐消除医托现象。     

吸毒女冒充“女市长”行骗始末

◎作为无业游民的她走上了吸毒路,没有经济来源,她将目标锁定在企业老板、政府官员身上。◎她骗钱的途径是冒充“副市长”、“反贪局长”打电话借钱,然后称工作忙,让保姆、亲属去拿钱。◎她靠这种手段共诈骗9次,7次得逞,骗得现金58000元。她自以为玩得高明,但最终露出了马脚——近日,郑州市中级法院维持一审判决,等待她的将是6年的铁窗生涯。     

利用原职权成功行骗的行为定性

案名:戴某、曹某职务侵占罪案【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戴某案发前系北京市海淀区某电影城市场销售员,曾负责与定点印刷厂联系印制该电影城的兑换券并对外销售。曹某系戴某男友,为无业人员。     

转移他人支付宝钱款行为定性分析——兼论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竞合关系

转移他人支付宝账户钱款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中虚构事实与财产处分的特征。在该过程中,支付宝平台没有选择可能,只能根据支付指令转移资金,不符合诈骗罪被骗主体有处分财产选择权的教义属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款,论证转移支付宝资金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有循环论证之嫌。实践中从他人微信账户中转移资金、通过偷换商家二维码获取非法利益、从他人股票账户中转移股票、从他人财付通账户中转移钱款等非法行为,一般都依照盗窃罪进行定罪量刑。盗窃罪与诈骗罪不是法条竞合关系,但可以构成想象竞合关系。     

“截贿”行为定性的困境与破解

"截贿"行为在实践与理论中的讨论依然很不充分。作为"截贿"行为对象的财物具有赃物与犯罪所用之物的双重性质。财产法益化的"截贿"财物使之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在涉及截取贿赂的场合中,依然可以通过有无明确的贿赂对象来判断是不法委托(寄托)还是不法原因给付。有明确贿赂对象的,其交付委托财物的行为不具有"终局性",是不法委托(寄托);侵吞该贿赂的构成侵占罪。没有明确贿赂对象的,其交付委托财物的行为具有"终局性",符合不法原因给付;侵吞该贿赂的,虽然构成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该当性,但违法性上受到阻却,因此不构成侵占罪。     

关于医患关系的一些思考——从医疗事故鉴定的角度

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和加剧了某些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两者的关联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解决医疗事故鉴定问题来减缓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值得探讨的。本文先从现象和数据入手，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医疗事故鉴定的成本过高和医疗事故鉴定公信力的缺失导致医疗事故鉴定无法起到应有作用，最后对于如何解决好医疗事故鉴定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论“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诉讼欺诈”定性诈骗罪论者商榷

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民事诉讼中通过伪造证据或者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方式,骗取法院裁判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这一行为在刑法学界常被一些人称为“诉讼诈骗”,定性为诈骗罪.但“诉讼诈骗”一词并不符合立法对诉讼欺诈行为规制的需要,有违立法用语体系的协调,而且这一称谓欠缺科学性,应当予以摒弃.此外,诉讼欺诈行为与诈骗行为存在本质的差异,不应当将其定性为诈骗罪.鉴于我国《刑法》并没有针对诉讼欺诈行为的明确罪名,建议实践中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下发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进行处理,但从长远来看,在立法上增设“诉讼欺诈罪”是较为合适的做法.     

“养卡挂失”的行为性质认定

养卡挂失的场合,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的构成要件,不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存款指向的现金由银行占有、银行所有,债权人必须以正当程序取出,否则成立犯罪。存款本身是债权,有通过财产犯罪规制的必要性,但在结构上,应当由占有为核心的框架转变为一种对应关系。养卡挂失中,行为人通过挂失将养卡人的债权转移给自己,被骗的人是办理挂失的营业员,因此成立三角诈骗。因此,在养卡挂失的场合,对象是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既遂标准是挂失的时刻。     

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认定——以借款合同形式进行诈骗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如何理解，一直是司法界和理论界争议论证的难点问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检察机关和法院之间、同一法院不同承办法官之间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的认定都是存在认识分歧的。因此希望通过论证能够厘清此类犯罪与诈骗罪之间的界限，检法两家达成共识，以期对今后的办案实践进行指导。     

“医托”产业链大起底

3000多元的“灵丹妙药”,成分不过是些廉价中草药;热心的病友,却是心狠手辣的“医托”;名声在外的“中医教授”,其实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医师……上海日前破获迄今最大规模的医托诈骗案,抓获涉案人员160人。     

探析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并非易事。如果不能正确区分这两种行为,就会带来如下恶果:要么将合同诈骗罪定性为合同欺诈行为,从而放纵了犯罪;要么将合同中的合同欺诈行为定性为合同诈骗罪,错误地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所以正确界定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不仅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也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文章主要从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概念、特征、联系、区别等方面,对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行为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对诈骗罪交付行为的相关思考

诈骗罪的交付行为是刑法理论上亟待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交付行为是诈骗罪必备的构成要素,文中从交付意思、交付权限、交付举动三个方面对诈骗罪的交付行为进行了若干研究。     

婚介所是怎样“钓鱼”的——对郑州婚介市场行骗手段的透视

2009年4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杨宗甫、崔春香夫妇被法院分别以诈骗罪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纷扰难休的“医患关系”

近年来,我国医患关系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医患纠纷及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去年发生的温岭杀医案更是引发举国震惊。今年以来,医患关系仍未有缓和之势,各地甚至接连发生伤医事件。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医卫界别90位委员联名向大会递交了＂紧急提案＂,要求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医疗机构治安管理条例》,此举更是引起了公众及媒体的关注。在一起起医患冲突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另一个悲剧故事,相信多数人都曾体会过身为患者或其家属的茫然与无奈。确保天平的精准以使两端尽量无限地趋向平衡,这已成为构建和谐医患的重要途径。     

“执著院长”与医托江湖

在医疗资源丰富、知名医院集中的大城市,还有多少像解文进一样的执著者在潜规则着那些羸弱、无助、对生命和健康充满着无限希冀的人们。     

医务人员的“医患沟通”能力是和谐医患关系中的重要保障

本文分析了医务人员在医患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认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主要力量是医务人员;同时在如何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又探讨了“医患沟通”对医患关系改变的重要作用;进而阐述了“医患沟通”的内涵特征,同时指出提高医患沟通能力的注意要点。通过本文的探讨,可以认为提高医务人员医患沟通能力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保障!     

关于贷款诈骗罪的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贷款诈骗罪"的设计,将"单位"排除在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之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难以认定,罪状面窄,建议将单位列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