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决中的实践理由与规范适用——儒家“原情定罪”整体论法律推理模型的重构

司法推理中的核心问题是法律规范适用。传统法条主义将法规范适用看作从整体到个别的"涵摄"过程,也就是将一般的法律规范适用到特殊的个案中。从实践推理的角度来看,法条主义涵摄模型预设了"理由原子论"的看法。这种原子论模型认为普遍的法律理由具有超越具体个案和语境的不变功能。与此不同的是,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思想家提出"经权"与"原情定罪"式的实践推理模型。该实践推理模型着眼于个案情境本身的性质,以此决定规范适用的具体方式和最终适用结果。"嫂溺援手"和"误伤己父"这两个儒家的典型案例表明,原情定罪一种"理由整体论"的实践推理方案。理由整体论否认规范背后的理由具有超越个案与语境的不变功能。在司法判决中,理由整体论主张个案的具体属性才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的案件判决取决于可适用于个案的不同考量因素(情节)及其复杂功能与结构。     

从法律类推适用看检察官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

一、类推的一般含义在法学上,类推的基本含义是指,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对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比照适用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进行处理。学界普遍认为类推是填补法律漏洞的一种方法,具体讲就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通过涵摄、解释等方法无法获得具体的判决时,认为法律存在漏洞,需要借助其他方     

事实与规范的二分及法律论证

在基于近代以来哲学上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知识传统的法律适用模式中,法官只须严格以法律要件涵摄事实。然而,三段论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往往并不表现为既定的因素,而是需要人去认真探索和发现。在裁判中,法官的目光将在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相关部分之间来回穿梭。这构成了法律适用的普遍特征,也对法律论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凸显出法律决定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运行的过程。与哲学诠释学对基于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封闭体系观念的批判相一致,法律论证理论主张: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实践性的法律论辩只有在开放性的体系中才能得以开展。     

行政审判法律原意适用规则初探

法律原意是法官用来说理的一种手段,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法律条文,还可以作为事实涵摄的基准、补充法律漏洞的材料、判断法律适用的依据,甚至作为增加裁判公信力的心理性工具。目前,整体而言,法官运用法律原意进行说理还不多,案件的领域也相对集中,法官对此的自由度也较大。在确定法律原意的方法上,法官可以依次通过历史解释、原则性条款理解、立法工作机构的官方答复以及立法技术等途径来探求法律原意,在解决个案纠纷的同时,为成文法的发展作出贡献。     

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推论关系、归类与涵摄关系、等置关系、评价关系。这四种方法在司法判决中各有其作用,但是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四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逻辑推论关系确保了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价值评价则保障了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归类与涵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大小前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等置关系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归类或涵摄是否妥当的一个检测器。司法裁判中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判决的合法性。     

存与废:嫖宿幼女罪罪名设立之审视

一、法条竞合条件下应依嫖宿幼女罪定罪(一)嫖宿幼女罪的涵摄范围根据《刑法》第360条第2款的规定,嫖宿幼女罪,是指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行为。由于这一罪状属于简单罪状,因而,要明确嫖宿幼女罪的涵摄范围,必须明确嫖宿的涵义。对于嫖宿,刑法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嫖宿,是指行为人     

浅析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我们生活在法律的调控之中,以法律为准绳。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需要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却如同什么是法律一样令人困惑。＂这说明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会产生多种解释结果。对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不能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运用价值进行平衡。所以利益衡量或价值衡量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之后要接着运用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吗——传统法律解释观念反思

传统上,法律解释是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并承担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任务。但在解释与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之间存在逻辑推论上的困难,经过解释只能获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确答案。传统法律解释观念是一种发现意义上的解释观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行为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只有在证立的意义上,法律解释(方法)才具有证立某个解释结果是否正确的功能。     

浅析法律解释中的价值衡量

我们生活在法律的调控之中,以法律为准绳.马克思说:"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法律需要解释才能获得生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什么是解释却如同什么是法律一样令人困惑."这说明法律是普遍一般的规范,把法律适用于社会现实生活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一般来说,法律解释会产生多种解释结果.对解释结果的多样性是司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是法律解释方法本身不能加以解决的.这就需要运用价值进行平衡.所以利益衡量或价值衡量是法律解释方法运用之后要接着运用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它决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左右着法律适用的进程中方法、工具的选择,决定着法律适用结论正确与否.     

信号检测论在刑事诉讼认定证据中的应用

证据的认定是法律职业人涵摄证据材料特性与理解证据标准之后所作出的比较与匹配。将比较与匹配的心理过程凸显 出来有助于对证据认定的把握与理解。而信号检测论能满足这一要求并将辨别力的客观指标与主观变量分开来,还可以深入揭示判 断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结果的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信号检测论来解释认证过程比理想化地假设法官是理性的更切合实际。     

涉“非典”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一)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我们审理突发传染病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适用依据,统一了司法尺度和标准,对解决当前防治“非典”期间遇到的刑法适用疑难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也进一步完善了法律。为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司法解释的理解,确保涉非典刑事案件的正确审理,现将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妨害公务罪等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大家作一下粗浅的探讨。     

知识产权领域不存在法律冲突

<正> 近读《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及法律适用问题》(载《现代法学》1988年第4期)一文,作者郭毅敏提山了知识产权领域并不因地域性而没有法律冲突及其法律适用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这种论断。为此,特提出以下看法,以期得到指正。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法律冲突吗?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     

寻找适用法律的最佳方法──由一起“民间讼师索酬案”看法官对法律的适用

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是成为机械地运用法律的法匠，还是通过解释法律、发现法律的方法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亦或是法官自我创设可适用的法律和规则？特别是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情况下。法官如何正确适用法律来公正裁判，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课题。作为这起“民间讼师索酬案”的主审法官，本文作者在审理此案过程中，对如何理解、适用和解释法律有自己的理解，并作出了判断。希望本文能使广大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纵览暨展望

引言 [法律是一种阐释性的概念。]法律解释以理解和适用法律为目的，正确、符合法律精神和社会实际的解释是法发挥各种功能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社会快速发展、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时期，统一的法律只有通过解释才能更好地受到遵循和适用。在中国，作为有权解释之一的司法解释历来是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法的重要渊源，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税收协定的国内适用——基于《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的考察

《企业所得税法》第58条试图全面解决税收协定在国内适用的三个问题,即条约的国内法效力、适用方式和法律位阶。对于如何理解第58条中的"不同规定"与"办理",存在"绝对主权说"和"国际条约说"之争。虽然两种学说的理论依据和具体主张有所不同,但它们均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纯粹性为最高目标。这两种学说并不符合中国的混合一元条约适用体制。当前,中国应采取更具实质主义导向的方法适用税收协定。     

检察人员的证据意识与刑事错案的预防

什么是刑事错案？笔者认为,公诉案件的被告人经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均属于错案。错案分为两种：一是法律适用上的错案,二是证据适用上的错案。错案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而导致的错案，这是一种法律适用上的错案。二是由于违反证据规则而导致的错案．这是一种适用证据认定事实上的错案。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这两类错案均有发生，但多数情况还是后者，即适用证据认定事实上的错案。     

概念与类型法律思维之比较

概念与类型都为法律规范适用对象标准的表达形式,基于两者的不同特性,则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形式或法律适用方法。以概念表达的对象标准通常为事实构成要件,其强调确定性、安定性,但概念思维即通常所称的逻辑涵摄,在司法裁判中过分注重事实归类或形式正义,而忽视个案正义的价值关照。以类型表达的对象标准,着重树立某种中心价值,其适用范围具有开放性。相应地,类型思维则是一种价值导向性思维,其注重规范与事实的"意义"关联,关照个案正义。对于两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有重大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立法平等论”质疑

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提法成规定,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真正含义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法学界曾经展开过争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本身,含有“立法平等”的意思。他们主要论点是:法律的适用,要以法律的制定(立法)为前提,没有立法上确认公民权利、义务平等,哪里来的法律适用上的     

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

各国在处理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时主要采取两种模式,即单向域外适用模式与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前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政策性的特权,在处理域外侵权行为时往往不会发生外国的知识产权法被本国法院所适用的情况,但会出现本国知识产权法适用于发生在域外行为的情形;后者更多地是将知识产权视为一种民事权利,对于发生在域外的行为,本国法院既可能适用本国知识产权法律,也可能适用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否发生外国法律的适用取决于一国立法对较为中立的连接点的界定。我国在立法上采取了以“被请求保护地”为连接点的双向域外适用模式,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并不进行法律选择而是径行适用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这将导致在司法上采取了将中国知识产权法律适用于域外行为的单向域外适用模式。我国应在跨境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域外法律适用问题上回归双向域外适用模式,并在具体纠纷裁判中丰富和明确“被请求保护地”的含义,同时设置“无所不在”侵权行为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限制当事人共同选择适用法的范围以及确定公共秩序在准据法选择中的适用,以实现维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规章在审判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本案当事人最大的争议焦点就是:被告作出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这就涉及到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参照适用的问题。如何理解"参照"的含义行政规章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都有约束力,而且有很多规章是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制定的,是法律法规的具体化和重要补充,如果将规章排除在法院评价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