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全日制用工的立法完善

非全日制用工制是近些年来新兴起的劳动制度之一,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是对全日制用工的补充,满足了劳动市场对短期劳动力的需求。但我国对非全日制用工的法律规定并不全面。劳动合同内容不明确,劳动者权益遭受侵害,用人单位逃避法律责任,非全日用工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完善非全日制用工的立法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对非全日制用工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非全日制用工存在法律规定的缺陷及其原因,对完善非全日用功的立法提出几点看法,以期能够为促进我国非全日用工的立法进步提出可行的建议。     

非全日制用工规定的缺陷及其完善——以麦当劳低薪事件为例

麦当劳等洋快餐支付兼职员工报酬低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学生一旦与用人单位建立具体的劳动关系,其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就应受到劳动法的保护。而判断劳动关系是否成立,可以借鉴德国法经验适用“从属性”标准。我国现有的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容易造成变相“鼓励”用人单位采用这种“成本低、责任少”的用工形式,进而危及到原本应当实行全日制用工的岗位。所以应在确立和解除劳动关系、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以保护非全日制用工者的合法权益。     

非全日制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以餐饮业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同时就业形势也日益严峻,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国就业的用工形式也愈加灵活、多样,其中非全日制劳动是灵活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非全日制劳动用工形式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餐饮、超市、社区服务等领域,用人单位使用的非全日制用工形式越来越多。然而随着餐饮业的发展,非全日制用工的普遍,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尤其是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突出,又由于我国现行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体系是以传统的全日制就业形式为主要调整对象,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关于非全日制劳动用工的规定,但仍然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非全日制用工的需要,我国亟需在非全日制用工方面加强立法及时出台一些政策和规定来保障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权益。因此,研究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的权利与保障——基于构建边疆和谐劳动关系的视角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的召开,全国兄弟省市对新疆的对口支援,对于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进疆务工,而突破了传统的全日制用工模式的非全日制用工,适应了用人单位灵活用工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加强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的权利保护与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有利于调动劳动关系主体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引导劳动关系朝着规范有序、公正合理、和谐稳定的方向健康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我国养老保险立法模式初探

养老保险立法模式的建立与完善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完备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正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步入老年型国家,而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险立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构筑公平合理的养老保险立法模式,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必须建立城镇、农村两套不同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以保证我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以德国经验为视角

个人信息保护法调整范围囊括公、私两个领域,那么应当以何种立法技术来处理两套规范在同一法典中的关系？总结德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优劣得失,基于对个人信息收集基本原则及其例外在公私领域不同的适用情况,可以看出,德国的区别对待模式更加符合不同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要求。     

中日反倾销税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研究中日两国反倾销税在中日两国反倾销税立法、征收、实际操作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于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完善、反倾销税的合理征收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反倾销税提出了相应建议。     

中日选举制度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日本议会的选举制度进行比较,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并更大程度上保护公民的相关建议。     

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变革的立法比较——以公司治理结构为视角

各国立法实践表明,有限公司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其立法研究对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国有限公司制度已有较大的修改,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有限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凸显,已不能完全适应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求,因此,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借鉴国外有关有限公司改革之立法经验,探索我国有限公司制度变革的特殊性。     

中日英美检察制度比较

检察制度各具特色 当前国际间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检察制度模式,甚至不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检察制度模式。     

社会保险立法的模式选择

制定《社会保险法》在我国已提上立法日程,并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 要》所肯定,但这一立法思路并非社会保险立法的最佳模式,且难度很大。比较可行的选择是按 社会保险的各项具体内容制定社会保险单行法律,这样既可及时满足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客观 需要,又能克服现行社会保险立法的诸多弊端。     

中日法制近代化背景之比较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日两国在走上法制近代化道路之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传统法制间的矛盾是推动中日两国进行法制改革的根本缘由;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的渴望是促使中日两国进行法制改革的直接动因。然而两者又有诸多不同之处:中日经济发展的程度明显不同;中日统治集团法制改革的目的迥然不同;中日朝野思想意识和法律观念不尽相同;中日司法人才的培养和准备有所不同。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比较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著名的“律令时代”;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不仅深入历史而且影响未来。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交流双方尤其是输入方的对象国及其输入途径的选择,主要受信息、国情、政制、目标和国际环境、法律传统以及人力物力的限制。晚清中国“变法修律”的参照模式经历了从美英到法德最后选定日本的必然过程。唐及清末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选择具有双向性和典型性,这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又是思考当下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资源。     

我国未遂犯处罚范围的立法困境与应然选择——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法》第23条第2款所规定的未遂犯处罚范围过于宽泛,既未明确列举何种未遂犯具有可罚性,也未提供未遂犯应予处罚的评价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对未遂犯的处罚较为混乱,并且该问题在我国学界也未引起重视。解决未遂犯处罚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关键在于修改立法模式,即以列举型立法模式将应受刑罚处罚的未遂犯明文规定于刑法分则之中。在衡量何种未遂犯值得刑罚处罚时,既要考虑个罪保护法益的高低,又要兼顾个罪一般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既要借鉴国外关于未遂犯处罚的立法经验,又要立足于我国国情以回应社会需求。     

中日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比较探究

日本公司法与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相继修改,两国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欲通过比较两国该制度的不同并予以探究,以更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符合现代化公司治理。     

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以考察国外立法为视角

从20世纪70年代起，金融自由化推动了金融活动的分业经营方式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为适应这一转变，世界各国先后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改革，并修订了相应的法律。本文主要通过对英、美、日三个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立法的比较，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若干立法建议。     

论功能的比较--以立法监督制度为例

通过对比较法方法论发展的历史沿革的研究,引出了功能比较的定义,并以中外立法监督制度为例,详细论述了功能比较的三个步骤:确定问题、收集材料;分析比较,探究原因;作出评价,提出建议。并对功能比较方法的优劣作出了恰当的评价。     

中日两国关于共同犯罪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普遍问题,共同犯罪的危害性相比较单独犯罪而言要更大,因而也更受各国的重视。对于中日两国来说,由于地理位置、观念、传统的不同,因而在两国立法和司法中均存在差异.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之比较与选择

经济犯罪在我国是一种新的犯罪类型,由于其与相应的经济生活具有对应关系,因而必然会随经济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呈现不断变化的态势.为应对经济犯罪,立法机关宜采用附属刑法方式在相关经济法中直接设置罪刑规范,从而在有效规制经济犯罪的同时保持刑法典的稳定性.     

论两岸关系新时期背景下福建涉台地方立法模式的选择

立法模式的选择对于立法具有重要影响。统一法典模式、分散的单行法立法模式和基本法与单行法结合的混合立法模式三者各有利弊。立法模式应依客观情形进行,决不能随心所欲。长期以来,福建涉台地方立法所采取的立法模式顺应了规范和保障该地区涉台事务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其是成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后,特别是在确保实现至2020年“健全涉台法律法规”战略目标方面,该模式明显具有局限性。因此,应与时俱进地重新思考更符合新时期闽台交流交往实际需要的涉台地方立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