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裁判文书全公开制度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社会的迅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和治理模式在不断发生着深刻变化．全社会法治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法院在发挥审判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日益加强。但是另一方面．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类新问题、新矛盾也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人民群众对法院审判程序的进一步规范和进一步确保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     

裁判文书深度公开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研究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相关问题。第一部分提出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概念和三个特征。第二部分分析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价值,认为裁判文书深度公开是贯彻落实司法公开的应有之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等等。第三部分论述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内容,认为评价裁判文书公开程度的标准是案件的卷宗材料,并具体从审判程序的深度公开、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深度公开、裁判理由的深度公开三个方面,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应当深度公开的内容。在第四部分归纳了裁判文书深度公开的限度。总之,应当逐步推动案卷材料当中能够公开的信息通过裁判文书予以深度公开。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中的隐私问题研究

随着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推进，裁判文书的公开方式呈现出从纸质到网络的发展趋势。加大了隐私扩散风险。针对法院是否应在网上公开裁判文书及公开的程度等问题，存在着三种观点：禁止说、区别说及同等说。为平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之间的冲突，对裁判文书中记载的敏感的个人信息或有损声誉的事实，需依据裁判文书公开的目的，决定是否将之公开在网上。同时，法院也应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公众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同等对待纸质公开和网上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的探索与思考

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公开合议庭不同意见,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尚属新生事物.这一做法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本文对一年多来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这一探索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民事裁判遗漏的补充判决制度——兼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2项之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裁判遗漏的通行救济制度是补充判决,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未规定通过补充判决加以救济,而司法解释虽规定对裁判遗漏可适用上诉,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虽增加当事人对裁判遗漏可申请再审,但这些规定不仅违反诉讼效率,而且有损司法公正,同时也与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相悖。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处理比较混乱,而理论界对此现象的关注程度尚不到位。未来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补充判决制度。     

裁判文书公开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

从判决书公开的案例发展进程来看,法院的立场似乎从确定逐渐开始后退,或许此种后退正表明了司法对待法律问题的更加慎重、对隐私利益与权利保护的更加注重。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过程、结果是否应当向全社会公开,应当根据裁判文书本身的性质来决定。一般而言,基于司法审判权的本质要求与现代网络社会的技术背景,裁判文书应当上网公开。对于当事人的姓名等信息,不应也无需基于隐私权保护而予以删去,只需对当事人以外的相关主体的信息基于利益衡量而加以适当保护即可。     

隐私权视野下的网上公开裁判文书之限

裁判文书的上网是落实审判公开的一项有力措施,但其对隐私权的威胁亦不容忽视。裁判文书的全文上网原则上应预先获得当事人的同意,当然,若裁判文书涉及公共利益,则隐私权也应受到限制。但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将裁判文书上网时,仍应对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息和其他重要信息予以保密。被害人、证人、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应予特殊保护。调解书原则上不应通过网络公开。     

民事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边界问题探究——基于司法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的考量

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核心,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又是目前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形式。虽然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普遍性和便捷性能满足公众对于司法知情权的需求,但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相关人员的隐私权造成侵害。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裁判文书公开提供了良好的载体,但也使得知情权与隐私权的碰撞更为激烈。通过比例原则和可分割性原则,对于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并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权,以此对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中的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予以平衡。     

裁判文书网上公开问题研究——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实践的碰撞及其整合

在司法透明的理念视域下,裁判文书网上公开一方面被部分学者视为理所当然之举措,另一方面在当下也确实成为了司法者自身的一种正处于实践中的潮流。然而有关观念与实践的交汇却首先是以碰撞的形式呈现于世的。本文试图结合实证调研所获取的材料,经由对实践的分析,对理念的思辨而对这种观念与实践碰撞的现状提出自己的整合观点,指出裁判文书应当有限度的网上公开。     

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当前司法改革中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忧思

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经历了从不公开到有限公开再到当前的全面实名网络公开三个阶段,成为近期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标志。犯罪人的身份信息兼具公共属性和私权性质,而当前司法改革未能准确把握其法律性质和法律评价,在制度设计时,忽视了对犯罪人隐私权的保护,混淆了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各自的特征和功能,使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正当性出现了欠缺,不仅削弱了刑事裁判文书公开应有的促进司法完善的效果,而且成为未来的中国犯罪记录制度建构的重大阻碍,成为刑事法治完善进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尽快对当前刑事裁判文书网络化公开的改革举措进行调整,在公布的刑事裁判文书中隐匿犯罪人的姓名,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建构,是未来司法改革完善的重要工作。     

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的实证分析——以诉讼裁判文书为对象的研究

通过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至2009年11月之间公布的15份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可以发现申请人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的申请标准、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予以给付的标准、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形成政府信息的基础性义务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履行性义务之间的关系等四个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也表明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采取的行政自制模式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应考虑适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法》,并引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模式,完善司法审查救济模式,以促进全部国家机关和公共机构的信息都能依法公开。     

公证审查权探究——兼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

我国公证行业经西安宝马假票案后,其公信力和诚信度被公众屡屡质疑。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公证行业的监督和管理,以期重新树立起公证职业群体的崭新形象?于是有人提出赋予一些专门机关如各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主管机关、公证员协会对公证的审查权,以确保公证的质量。他们认为中国公证制度只有依赖于这种严格审查制度的建立,才能够得到完善和发展。对于上述观点,笔者实难苟同。本文拟就公证审查权的内涵、现状以及对其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结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的理解作一探讨。一、公证审查权的内涵与我国目前公证审查的现…     

反思与建构:对基层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度改革的思考

作者结合自己在基层法院的审判实践认为,基层法院的裁判文书改革只有立足实际,因案制宜、繁简分流,简案简写、繁案精写、繁简结合,才能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诉讼需求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冲突,既彰显了司法公正,又兼顾了司法效率。     

浅议裁判文书“公开合议庭成员不同意见”的取舍

1999年7月，广州市海事法院一改传统“本院认为”的判决书理由表达方式．直接标明法官个人意见。其具体做法是．将“本院认为”改为“合议庭认为”或“本审判员认为”。如果合议庭成员意见一致的，表述为“合议庭成员一致认为”；如果意见不一致则表述为先写“XXX审判员、XXX审判员认为”。再写“XXX审判员认为”，最后写“合议庭根据多数意见作出如下裁判：”。广州海事法院的这一做法拉开了我国裁判文书“公开合议庭成员不同意见”的序幕。     

论民事案件的上诉审裁判方式——兼论新《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裁判方式的规定

上诉审裁判方式是司法政策与司法技术的综合体,与其较为相似的概念是"上诉审裁判",但这两个概念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为上诉审裁判方式作出明确的学理定义。在对上诉案件作出结论性意见之后,还有一个裁判方式的选择问题,这取决于审级架构模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关理念的指导和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裁判方式的规定还有可商榷之处。     

论不动产物权登记信息公开制度——兼评《物权法草案》第18条

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信息并不构成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而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为了实现不动产登记的物权公示功能,促进不动产交易秩序及交易安全与便捷,《物权法草案》第18条应予修改,不动产登记簿应无限制地向全社会公开。     

浅析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

举证时限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新《民事诉讼法》对我国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文章由举证时限的含义及有关基础理论入手,比较各国的相关规定,并对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的内容加以详细评析,阐明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意义,以期有利于实践。     

论错误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力——兼评《民事诉讼法》第204条之相关规定

依据不同的强制拍卖性质学说,错误拍卖第三人财产的法律效力有所不同。从拍定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权衡来看,"私法说"和"公法说"均有所失衡。强制拍卖的性质上应采用"公法说",拍定人系原始取得拍卖物的所有权,这是维护公益、保障拍卖公信力之所需,但是,全面采用"公法说"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它有过分保护拍定人利益而牺牲第三人利益之虞。我国应当在坚持采用"公法说"的前提下,对"公法说"进行局部修正,以合理协调拍定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