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的重塑路径探析——基于贵州“村BA”的经验启示

建构充满生机活力的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必然要求。贵州“村BA”以其特定的乡村文化场域、普通的文化主体、本真的文化形态，通过多样的文化载体推进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出了底蕴深厚、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空间。凸显人民群众文化主体地位与尊重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以文化联合发展的形式保持文化样态的本真纯粹，以乡村文化振兴牵引乡村产业兴旺，是“村BA”的成功经验。基于乡村文化式微的现实，必须对乡村文化空间加以重塑。借鉴“村BA”的成功经验，可从党建引领、主体回归、传承创新、文化交融、科技赋能等方面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的有效路径。     

“第三条道路”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翼政治力量的政治思想,它提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实践,成功地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与西方国家遭遇的问题具有某些相似性,因此＂第三条道路＂思想对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试析孔子的“二元形象”及其当代启示

孔子长期以来被称为圣人,其实君子才是孔子所追求的且已经实现了的个人形象。孔子的君子形象主要表现在向学博学、学思并重、勇担道义与勤于实践四个方面。同时孔子又是一位食人间烟火,有喜怒哀乐,有血有肉,真实可爱,会同常人一样犯错误的普通人,孔子是君子又是普通人,这种二元形象既对立又统一,且对当代人的修身养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自由”论域及其当代启示

“自由”是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特别是自从现代市民社会确立以来，人们始终以自由作为超越现存生活的重要价值诉求。马克思批判审视了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自由观，主张积极维护现实的自由生活。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日益深入，马克思看到自由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倡导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批判空洞自由权的同时，从时间的占有角度理解自由的现实规定。马克思自由观涵盖唯物史观所及之自由视域、思路与方法，在当今时代仍有不可或缺的启示意义。     

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此进行了长时期的争论,主流思想可总括为以下四种：一同决定论、依次决定论、一元决定论和一体决定论。考辨“两种生产”理论的原初意义与衍生意义,可以澄明学界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误解,从而廓清“两种生产”理论所潜藏的内在逻辑,这为发展和完善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打开了新的理论视域。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及其当代启示探析

自由人联合体是和谐、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最本质的界定。在当下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社会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其次,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原则;再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认识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民主联合战线进行了积极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期正式提出“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这一策略和期间的探索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建设具有不断完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事求是制定统一战线目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严格执行统一战线中的纪律等一系列现实启示。     

“当代形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出场——“卡夫丁峡谷”问题的三个维度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晚年着眼于俄国农村公社的现实,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设想,发展和完善了唯物史观。长期以来,学术界就“卡夫丁峡谷”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但问题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当代形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性出场,在实践上佐证了马克思的科学判断。重新解构“卡夫丁峡谷”问题,正确厘清“问题”的自身价值,对于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涂尔干的“失范与重建新秩序”学说及其当代启示

涂尔干致力于社会团结研究,针对19世纪西方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威胁社会团结的失范问题,他努力探寻了社会失范产生的原因,在肯定法律约束力量的同时,提出了要加强道德建设特别是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建设来化解社会失范,重建社会新秩序。而转型期我国普遍存在着如涂尔干所描述的失范问题,因此,系统总结涂尔干的重建新秩序思想,是解决当前中国失范问题和恢复社会秩序的最佳路径选择。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改造及其当代启示

延安时期,面对时局动荡与思想界的多元碰撞,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文化领导权,对各类知识分子进行了有机化改造。最终形成了以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文化领导权和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思想界与多元文化,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改造经验,重塑当代无产阶级的新兴知识分子界阶层,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形态”视阈下的义利观及其启示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三形态"视阈下的义利观: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下的重义轻利,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重利轻义,自由个性阶段的义利统一。义利统一是马克思义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正确的义利观和马克思义利观之间是一种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正确的义利观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义利观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结合新的实践对之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是马克思义利观的最新成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工在“民企带村”中的助力作用——基于对广州市从化区C村的实地调研

实地调研发现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目前的“民企带村”存在对村庄内生发展动力激发不足的问题：对村民的保障性、权利性以及发展性需求回应不足,不利于振兴实践的延续。而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服务经验与乡村振兴的实践需要契合,由此提出了农村社工可从个人、社区以及政府三个层面来助力“民企带村”的振兴策略。     

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行政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的实践路径、历史困局及当代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将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由于国民政府以"行政控制"为实践路径,严重背离了地方自治的制度精神,导致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农村社会的排拒使"乡村自治"制度最终在多数地方流于形式。     

志承往圣梦圆当代——浅析儒学“成圣”理想的开拓与当代“中国梦”的实现

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极大振奋了民族信心。但是,“中国梦”作为一场伟大的实践,需要有不竭的精神源泉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撑。传统儒家的“成圣”理念作为激励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舍身求义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也可以用来作为“中国梦”建设实践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公民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人生观、实践观。这是传统民族精神在当下的新发展,值得我们去努力开掘。     

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基于天津市村两委干部法律素养问题的调查

在社会舆论场中,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农村里的能人天然反法治,从能人治村走向依法治村必然步履维艰。但调查表明:能人的确是农村法治现代化的关键少数,改革开放以来,固然有少数能人违法使得当地社会暂时、局部背离法治,但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能人越来越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法律素养成为现代农村能人的必备基本素养,他们是依法治村的主要推动者。互补系统论认为,侧重于应然程序的依法治村应尊重已经内化为实然机制的能人治村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加强教育、完善监督机制,相信、依靠、抓住这些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少数,不断提升依法治村水平。     

协商民主与乡村和谐——对S村“康庄大道”工程决策的经济学分析

在乡村原有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利益分化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乡村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的问题。文章通过个案分析,说明将管理者个人效用的决定权越来越多地转移到村民手中,有利于推动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是实现乡村和谐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协商过程中,需要乡村管理者的引导。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1+1”模式的经验与启示——基于贵阳市开阳县高寨村的调查研究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和难点,创新发展模式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分析贵阳市开阳县高寨村“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其他经济主体”混合所有制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指出农村集体经济又快又好发展需要从强化党建引领、找准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方式、健全制度机制、整合资源要素等方面协同推进。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基于渭南市“三变”改革的案例研究

“三变”改革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总结渭南市“三变”改革的经验和成效进行总结,阐述“三变”改革之于乡村振兴的实施机制和路径,指出“三变”改革在确权、收益分配、产业市场化运营等方面的重点和难点,对助推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