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北大核心CSSCI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评价应定位为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同时引入社会评议,推进评价实施权的外部化;在体制外部,应培育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被视为评价的核心问题,决定评价的科学性。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利用专家咨询调查,构建集客观指标评价、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测量于一体,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和结果满意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及41项三级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检验的科学依据。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定位与指标体系

法治政府评价旨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体现评价的工具理性。本文将政府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导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衍生出法治政府绩效评价这一新的概念范畴。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的价值理性,体现结果导向与满意度导向,追求法治的公信力,或者说有公信力的执行力。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体制内部自上而下的评价应定位为绩效导向的目标考评,同时引入社会评议,推进评价实施权的外部化;在体制外部,应培育独立第三方评价主体。服务于评价的目标及功能定位,指标体系被视为评价的核心问题,决定评价的科学性。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利用专家咨询调查,构建集客观指标评价、专家评议、公众满意度测量于一体,包括制度建设、过程保障、目标实现、法治成本和结果满意等5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及41项三级指标的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可检验的科学依据。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满意度测量及其实证研究——以2014年度广东省为例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体现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满意度测量具有价值理性与技术功能.前者由政府绩效评价的内涵所决定,后者要求构建主、客观评价于一体的指标体系.利用政务公开、政府廉洁、依法行政等10项指标,对2014年度广东省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进行测量,全省百分制均值为54.45分.进一步发现:满意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同时受公众背景因素影响,尤其是公众收入、学历、户籍影响程度明显.由此,提升法治政府绩效满意度,应推进区域均衡、绿色及共享发展,关注及扶持弱势群体,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建设法治及廉洁政府.     

法治社会指数:评价主体与指标体系

法治社会指数是衡量法治社会建设水平的量化参数。在法治社会评价体系中,评价主体影响评价的公信力,指标体系决定评价的科学性。基于法治的价值导向及其不易测量的技术属性,评价主体与指标体系存在密切关系。借鉴境外的做法,服务于评价目的,构建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专家评议与公众满意度相匹配的指标体系具有科学依据及操作上的可行性。现实条件下,由人大或法学会作为评价主体,政法部门协助,委托第三方独立实施是法治社会评价较为理想的模式,评价维度指向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司法公正和全民守法。同时,应开放评价权,推进独立第三方评价,扩大公众参与。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以结果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关键性指标的评价。由于法治不易测量的属性,为了在追求公信力与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关注功能定位、评价主体与指标体系的耦合性,要求构建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评价体系。一方面,量化政府法治职能的实现程度,形成"正义"指数,成为观察法治水平的窗口及营商环境的参数;另一方面,通过剖析典型的法治因素,体现不可量化的价值,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推进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发挥"以评促建"的功能,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量化工具性和非量化的价值性不可或缺。     

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维度及实践走向

如何量化考核、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地方法治指数的方兴未艾,就是其中的有力探索和见证。法治指数旨在借助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建立一个用具体数值来客观评价地区的法治发展整体状况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此来直观具体的反映地区的法治建设水平,体现社会的法治满意度。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上,反思性地思考地方法治指数的法治的法理逻辑,深入挖掘其理论渊源,有助于从方法维度更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改进法治指数,也有助于从路径向度理性而稳妥地推动地方法治指数的有益尝试。     

论国务院《纲要》框架下的依法行政考核

我国依法行政考核依循政府自我推进的自上而下的进路,同时以地方事务创新为突破口。依法行政考核有助于促进依法行政工作的权威性、整体性和渐进性,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依法行政考核制度。评价指标体系属于法治指数的一种,应当向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评估转变,并处理好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关系,实现可操作性。公众评议可以提高依法行政考核的公信力和证成法治政府建设的合法性。当下的公众评议实践存在着代表性、可接受性和激励性方面等问题。     

公众幸福指数:为什么幸福感高于满意度?

对公众幸福指数测量结果进行数据结构分析,本文旨在探究幸福感高于满意度的原因,以及背后所折射的各种社会矛盾。从主观幸福感内涵出发,借鉴罗纳德·英格哈特范式,采用层次分析法及专家咨询调查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在全国7个省市及广东省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众主观幸福感(感性幸福)与现实生活质量满意度(理性幸福)存在明显反差,幸福感远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不仅与模型所包含的个人及家庭、社会、政府、自然环境、评价技术等因素及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密切相关,更是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公众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强烈反映。置于公共管理的视域,政府善治仅为公众幸福一个维度,政府与其不断提出更多的"幸福承诺",不如转变理念、优化职能、放松管制,激活民间活力,让公众真正掌握自身的"幸福权"。     

走出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困境

曾莉的"走出公众评价政府绩效的困境"一文指出,以"公众满意度"导向评议政府绩效是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在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反响。"政府本位"正在被"公众本位"所替代已是大势所趋,一个应着时代需要的现代高效型政府正在被建构。以公众满意度评价政府绩效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难度,特别是技术上对政府"公共性"特质的跨越。不管"公众满意度"导向在实践中将会面临多大的险阻,人们都会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高绩效的服务型政府必将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属。     

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实践启示

自2010年起,世界正义工程每年发布法治指数年度报告,将抽象的法治概念具体化为系统的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借以评价和促进各国的法治实践,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认同。本文从介绍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的来源入手,全面阐述了这一法治指数体系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其优劣所在。指出借鉴其指标体系的量化指数和分析方法对于深入推进深圳一流法治城市建设和廉洁城市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提出建立深圳市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廉洁指标体系。     

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各阶层总体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这是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并为人们所关注。就目前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稳定构成的影响来说,要引起重视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因素。     

从世界现状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

当今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兜售其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与稳定,而是动荡与不安。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出发,阐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正确性以及对世界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问题

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十六大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它对巩固和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析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群关系的必要性 ,然后从分析影响党群关系的因素入手 ,系统阐述了建立互动合作型党群关系的措施和办法     

关于信念、价值和利益之关系的思考

在信念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脱离价值和利益等因素,去单纯地谈论信念问题的倾向。从根本上说,这种脱离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脱离社会存在来谈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但是,批驳这种错误倾向,从而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信念观,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信念、价值和利益的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对社区体制存续成因的解析——基于物、关系和观念的分析逻辑

社区结构是行为主体为满足居民需求而选择的获取和利用资源的方式及由此形成的相互关系。物质资源对行为主体的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主体观念对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共同改变着社区的结构,透过物、关系和观念审视社区结构生成和演变所揭示出的内在的规律和发展的逻辑,为解释当前社区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分析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可以用贫富差距扩大这一概念来概括,而不宜用别的概念,无论是从基尼系数还是从五等份法来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属于历史的原因,也有属于非正常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宜一概而论。缓解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对策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税收制度等等。     

加强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

目前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困难重重,问题多多.必须从加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完善监督体系,拓宽监督渠道,强化对"一把手"权力授权过程、权力运行过程、权力运行结果的监督制约,确保"一把手"掌权以人民的意志为本源,以人民的利益为归宿.     

论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并及法律的未来

应该说,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是以司法为视角进行法学研究时所应当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对已有相关理论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以下两个基本结论:其一,理想的法官与法律的关系应当是:法官乃法律的有限诠释者;其二,为了更好地保证法官与法律之间的这种理性互动关系,应当创制原则性法律。     

也谈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中苏同盟的破裂,既源于中苏意识形态内在的深刻的分岐,也与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以及中俄两国文化差异性有莫大的关系,同时也与冷战有着直接的关联。     

Planning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st

Margo Anderson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urban affairs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Women’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She is author of numerous articles on the history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taking;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and Labor Force Change;and, forthcoming from Yale University Press. The American Census: A Social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