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恐应坚持“重重轻轻”的刑事政策北大核心CSSCI

恐怖活动犯罪具有不同于世俗世界的价值体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机制以及道德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圭臬的市民刑法难以发挥其作用。"严打"刑事政策不利于对恐怖活动人员的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建立在市民刑法思维之上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也似乎对提出切实可行的打击和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措施力有不逮。对恐怖活动人员,应在区别"敌人"和"市民"的基础上分别适用"敌人刑法"和"市民刑法"。这也是"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核——针对不同的恐怖活动人员实行不同的刑事政策,对不能改造者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能够改造者尽力改造;"重者更重、轻者更轻",以实行报应和预防不同的刑罚目的。     

论我国惩治恐怖活动犯罪“或引渡或起诉”原则之适用

恐怖活动犯罪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因而仅靠一国难以有效防范和惩治。"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是国家间进行刑事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意义重大。我国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合作中适用"或引渡或起诉"原则时,应当处理好其与我国刑法中普遍管辖的关系,同时依法择一选择"引渡"或者起诉的方式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是对合犯,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治理有利于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适度加重其刑罚力度,另一方面区分了犯罪的对象以适用不同的刑罚。对该罪的修改遵循了"宽严相济、保障权利"的刑事政策,加重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处罚存在合理性。同时,"收买儿童即入刑"原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贩卖、收买妇女、儿童的犯罪,一味地加重刑罚并不能达到刑法的目的。     

论刑事政策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影响

随着信息网络和现代科技的发展,刑法在面对复杂的犯罪类型时稍显无力,刑事政策开始不断地侵入刑罚体系。刑事政策是刑法规范与现实状况连接的桥梁,在规范判断中增加了事实判断,以解决刑法面对现实风险的困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新型犯罪的典型,刑事政策从立法层面可为应保护法益选择提供指导,从司法层面可对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提供价值引导。     

论“新失业群体”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失业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峻，对这一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规制，必须坚持刑法之内和刑法之外两个视野，确立理性的防控理念，合理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一调节器。具体来说，一方面要打击群体犯罪，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尊重弱势群体犯罪的“可宥性”，当宽则宽。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浅析“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的价值——以《刑法》修正案(八)为对象

"矜老恤幼"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传统。"矜恤"思想认为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老幼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处罚上主张对老幼给予更多的关爱,并上升到刑事立法层面。《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就是"矜老恤幼"传统在我国刑法中最直接的体现。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

我国刑法修正案第7条对1997年刑法第163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的修正,在弥补以往刑法规定不足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不够科学准确,犯罪主体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上不太协调,对"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较为规范的界定,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不同身份者之间共犯关系界定不准确.较为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合理界定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等概念,在不同身份者之间成立共犯关系的场合,应区分具体情况来对待.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浅谈毛泽东的刑法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其刑法思想不仅内涵深邃,而且内容丰富,它包括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犯罪观与犯罪认定、罪犯改造、刑法死刑制度等等。认真研究毛泽东的刑法思想,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     

我国反恐刑法及其发展历程

广义的反恐刑法,包括纯正的反恐刑法规范和非纯正的反恐刑法规范,是指一切能够发挥预防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功能的刑法规范的总称。1997年《刑法》首次设定了一个纯正的反恐刑法规范,标志着我国反恐刑法的萌芽,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反恐刑法的正式诞生。     

从刑法修正案看我国轻微犯罪的立法趋势及其影响

随着我国确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指导立法和司法的基本刑事政策,以及受国家法治发展、国家权力重新配置、警察权限缩、司法权扩张的影响,近几次的刑法修正中出现了强烈的轻微犯罪立法趋势,且这种立法趋势在未来仍将持续,并成为我国刑法修正的主要内容。为有效应对该立法趋势将给我国现有的刑法体系、刑法制度、诉讼制度、司法救济制度带来的巨大挑战,应尽早建立轻微犯罪制度。     

论我国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

刑法的机能是刑法通过其制定及其现实化的过程所应具有的功效,其内在要素主要有行为规制机能、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防控犯罪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总称,其主要功能有导向功能、规制功能和中介功能。厘清刑法机能与刑事政策的内在关系问题,方能使二者内外结合,共同促进刑法作用的完善发挥。     

我国古代“恤幼”思想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启示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遇上主张对少年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制定和完善仍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论刑法谦抑视野下公安机关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新的历史条件下刑法谦抑理念在对犯罪打击和预防中有多层价值。公安机关追求刑法谦抑精神的执法价值,有利于其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中校正角色与功能定位。公安机关在贯彻实施刑事谦抑精神上存在指导理念偏位、制度缺位、执法实践异化等消极因素。加强刑事执法、司法制度建设,树立现代执法、司法理念,促进刑事谦抑意识培育是实现刑法谦抑、宽容精神的途径。     

刑事和解的刑法观与传统的刑法观之比较研究

刑事和解的刑法观与传统的刑法观在"犯罪概念"、"刑法规范"、"刑事责任"等方面的理解上均存在着差异。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究其差异性,对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变动:趋势与意义

在我国刑法中,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诽谤罪的成立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网络诽谤罪的犯罪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而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法益保护前置化、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犯性质探究——以宣扬恐怖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为例

恐怖活动犯罪特别是宣扬恐怖主义罪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面临过度犯罪化和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缺乏犯罪目的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恐怖活动犯罪设定为目的犯。参考不作为犯的分类,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分为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和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主要影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即间接目的犯的认定。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目的可以采取司法推定的方法,恐怖活动犯罪作为目的犯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犯罪,同时也要在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具体考量。     

论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完善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刑事管辖问题的规定还有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在属人管辖和保护管辖方面及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方面，而关于外国人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也有必要深入分析和探讨。另外，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不同，极有可能造成刑事管辖权的冲突，而这不利于对腐败犯罪刑事责任的追究，我国刑法也应该对此有所改进，如规定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的委托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