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推动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研究

金融扶贫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相对贫困及返贫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工具,能有效解决我国后脱贫时代金融扶贫资金失衡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等难题。作为金融扶贫的延续与创新,高质量可持续的金融扶贫契合精准扶贫长远目标,提高了扶贫资金的“益贫性”,促进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与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工具。后脱贫时代高质量可持续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需要政府和金融部门通力合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挥政策长期效应;需要完善贫困识别体系,提高精准识贫质量;需要压实金融监管责任,夯实金融扶贫成果。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治理的优势与方略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以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存在精准扶贫团队专业能力欠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主体性不足、贫困对象缺乏精确认定等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助人方法、助人理念等方面有自身专业优势。在精准扶贫的具体介入工作中,社会工作者采用多元化的介入策略,将项目运作与培育社会组织相结合;将扶贫、扶智、扶志三者相结合;将外展服务与社会服务整合相结合,共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精准脱贫。同时,社会工作者在对民族地区扶贫的介入中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问题。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特殊性,造就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责任对象的特殊性、责任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特殊性的基本内容。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的特殊性,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意义的重大性;二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过程的艰巨性;三是自治地方政府责任监督的困难性。对于责任的特殊性,自治地方政府必须积极加以应对。应对好其责任的特殊性需要自治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在思想保障、权力保障、资源保障和政策保障四个方面下功夫。     

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探索

扶贫信息化建设对于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具有关键性作用。当前我国政府扶贫信息化总体上属于互联互通型的信息化模式,存在着实践应用价值的局限性。可构建精准嵌入型的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以实现扶贫信息化在精准、广度、效度、技术支持及运行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创新。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模式能够深入契合当前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应对扶贫中的新问题,推进未来政府扶贫的深入发展。从现状来看,我国扶贫信息化建设因特定原因,尚存在扶贫信息功能发挥、扶贫主体信息互嵌以及扶贫信息技术运用等方面的问题亟待破解。为此,可通过确立新型贫困治理信息化理念、以信息精准嵌入优化扶贫信息功能,以及完善政府扶贫信息化的制度保障等途径,建构精准嵌入型政府扶贫信息化新模式,促进贫困治理精准化。     

精准扶贫模式及其法律保障探析

推进精准扶贫工程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措施,也标志着我国扶贫工程进入举国攻坚的新阶段。影响精准扶贫的因素包括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机制不健全、公私合作协力扶贫分工不清晰、社会支持扶贫制度体系亟待完善等。推进精准扶贫模式急需完善相关的制度支持保障体系,积极促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与问责体制等一系列手段,加大扶贫项目的投入和实施监督,实际提高脱贫致富的长远效果。     

对以政府为主导的扶贫行为的思考——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及其制度、行动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活动由政府来主导和负责,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但这种扶贫模式在现实中遭遇了扶贫目标偏离和转换等问题,对此,应对扶贫目标偏离与转换进行制度调整。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看,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与制度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瞄准的区域上,扶贫项目的运作管理和贫困人群参与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提高扶贫实效,在扶贫行动中也作出了对应性调整:即进行社区自组织扶贫、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的合作扶贫等。     

能力、权利、制度:精准脱贫战略的三维实现机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了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转变的战略规划。从精准扶贫到精准脱贫,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二者所涉及的内容和价值却有很大的区别。精准扶贫强调的是发挥扶贫主体的作用,通过扶贫主体帮扶贫困者脱贫,而精准脱贫意在通过一系列的脱贫机制使贫困者具有自主脱贫的能力。可以说,精准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铺垫和前奏,精准脱贫是精准扶贫的导向和升华,二者结合构成了当下中国整个扶贫议程的基本内容。本文意在揭示贫困的本质根源基础上,着重探讨精准脱贫战略的实现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仅仅以数字表达的种种脱贫指标,而在于能否建立健全体现精准脱贫战略精神的具体实现机制,只有科学构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诉求的能力脱贫、权利脱贫、制度脱贫的三维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进而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加强扶贫项目后续资产管理

正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决胜阶段,各地扶贫开发投入持续加大,形成了一大批扶贫项目资产,为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调研发现,扶贫投入资金来源复杂,特别是资产权属不清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扶贫资产包括使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统筹整合财政资金、易地扶贫搬迁资金、用于脱贫攻坚地方政府债务资金、行业帮扶资金、金融扶贫资金、社会帮扶资金等投入扶贫领域形成的基础设施、产业项     

精准扶贫下的“第一书记”制度及其扶贫困境——以“双轨”合作为视角

基于精准扶贫目标下的"第一书记"扶贫制度,使"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为代表的村干部形成了"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两股治理力量的交叉和融合。"双轨"合作扶贫可能会产生双方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产生外来资源的依赖性、项目制扶贫工作催生的形式主义和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也可能会产生双方合作的分离甚至是不合作的关系,导致"双头政治"下的扶贫低效和信任危机。改善"双轨"合作需要在"精准扶贫"政策上进行完善:明确双方的职权分工与责任主体,并建立约束、监督和晋升激励机制、建立目标瞄准机制和扶贫长期化规划、改善扶贫资源依赖关系并提升基层治理的自主性。     

“社会工作+”:精准扶贫网络的优化

"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国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其具体落实。目前形成的扶贫网络主要可以概括为"政府单一主导式"扶贫网络,存在专业性欠缺、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等问题。"社会工作+精准扶贫"模式下,社会工作通过为精准扶贫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促使各参与主体扶贫意识的改变,能够完善扶贫网络,优化扶贫效果,助力构建大扶贫格局。     

农村校车服务与安全保障的政府责任界说——基于肯斯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框架

校车安全问题是当前农村教育安全的首要问题,农村校车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但政府责任居于最为关键的位置。采用肯斯的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分析框架,结合近年来农村重大校车事故的责任实现,对校车服务的政府一方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责任边界不清,政府与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服务对象间自由裁量责任、法律责任、协议责任、预期责任失衡是导致事故频发和校车服务严重不足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因此,最大限度上预防校车事故的发生,需要重新厘清政社关系边界,调整政府职能,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区间,推动政府多维责任的落实和与社会合作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地方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突出表现在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要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要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下的精准扶贫:机理、模式与挑战

政府治理下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是"绣花"功夫与"组合拳"并用。"绣花"功夫是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的最重要途径;"组合拳"是通过精准扶贫的"输血"模式与"造血"模式相结合,以完成中央制定的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在这五种基本模式基础上,地方又衍生与创新出一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党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扶贫模式的地方创新,丰富了实现脱贫摘帽的手段。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政府发挥治理和扶贫的主导作用,转换精准扶贫思维,为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摘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党建+”背景下农村精准扶贫路径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我国实行的重要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党的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抓好党建促脱贫攻坚是一条重要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农村精准扶贫融合,形成"党建+"新型精准扶贫模式。本文以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分析党建在脱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总结了"党建+"模式下精准脱贫的路径。     

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与行政法治回应

社会合作规制的兴起不仅是合作治理理论的逻辑推演,而且也为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实践所验证,理应成为我国规制模式的发展方向.多中心的规制主体、协同合作的规制行为、复合多样的规制责任以及合作高效的规制救济机制等构成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机理.社会合作规制的运作,内在需要行政法治的保障.为此,我国行政法需要从行政法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发展、行政法制度根基的重构以及行政法原则和制度的创新等方面进行能动的法治回应.     

执纪问责当从严

正近来,媒体曝光多起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在从上到下抓反腐倡廉这样严格的形势下,仍然有人"我行我素,恣意妄为"?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部分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没有到位,形式主义应付了事现象依然存在。廉政建设上暴露出制度漏洞、责任缺位、监管不力等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重视。扶贫资金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扶贫资金必须如实向困难群众发放,扶贫领域不允许发生任何腐败问题。对发现的腐败问题一定要认     

政府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匠人精神”塑造

推进政府发展和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匠人精神"的理念来改造和建设政府,这主要决定于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八个要素。其中,责任、服务、质量、专业和廉洁是善政对我国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匠人精神"的直接诉求。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塑造"匠人精神"需厘清三个关系:在"专业精神"与潜质通才的关系问题上,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在"精益求精"与政府绩效的关系问题上,要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治理时效中;在"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关系问题上,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应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及组织认同感,注重政府组织的现代化模型、结构及运行,做好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安排。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落实——基于我国十大典型药害事件的案例分析

药品安全协同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合作治理,要求多元利益主体在厘清责任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配合。通过运用多案例分析法考察我国典型药害事件的治理责任落实情况,发现各主体责任彼此孤立、整体责任落实呈碎片化特征。基于多主体责任分析框架,可从四个方面落实协同治理的多主体责任路径:重视全方位监管,健全政府责任体系;外部规范与内部自律同时作用,强化企业第一责任意识;整合外部协同力量,提升社会履责能力;建立政府、企业与社会联动监管机制,进一步规范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容和程序,明确各责任主体在工作协调联动过程中的有关职责。     

人口老龄化语境下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日益凸显.从1992年民政部正式出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开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形成.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制度立法层次较低、法律关系不清、政府责任缺失等因素,使得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难以发挥其有效功能.应该制定出位阶较高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理顺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关系,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关系主体责任,真正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社会风险类型及其治理方式分析

工业社会在消除传统风险时也产生了更多的风险,根据风险是否可国家保险分为可保障型与不可保障型。对社会风险识别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防范与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与个体化使家庭保障消解,国家具有抵御社会风险的责任与能力,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应运而生。社会保障可防范与短缺经济相关社会风险,但对源于工业社会内部的人为制造的如核辐射、环境恶化等社会风险力不能及。只有建构多元主体参与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依靠跨国组织、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合作,参与公共政策决策,监督公共政策执行,防范与治理人为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