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嬗变是内生秩序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政权微观介入和市场机制深度嵌入在不断解构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机制的同时,也在艰难地重构着支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共识和规则体系。以自治、法治、德治为内容的"三治融合"是中国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实践,其目的是协调村民自治规则、国家法理规则与传统礼治规则之间的不统一甚或冲突状态。乡村治理规则的现代性构建,必须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拓展乡村规则实践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有赖于以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方式,促成国家政权介入与乡村内生治理秩序间的均衡状态,进而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公民精神培塑论析

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归因于人的现代化。公民精神源自人们对公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塑造,是公民公共价值理念和行为自觉的凝练与升华,也是衡量当代公民素养的重要标识。在农民群体中积极培塑公民精神,对于改善乡村治理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精神成长需要在尊重和提升农民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不断培植和强化公民精神的内在价值理念。     

基于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谈搭便车理论

基于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简单地罗列了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选择的困境——搭便车理论的看法,在一个大群体中,虽然每个人都想获取公共物品,但每个人都不想因此而付出代价。这就是"搭便车困境"。重点论述了奥尔森认为的解决搭便车困境的选择性激励途径,并对其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对比说明。     

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公共空间与集体行动——来自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考察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熟人社会结构,乡村公共空间也正经历着转型与重塑。本文通过对河南荥阳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合作参与行为的研究,考察了社会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与农户集体行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乡村公共空间可以有效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具有催生社会资本的作用;同时提供了权威治理与自主治理对接的平台。转型期乡村公共空间具有弱质性,为促进农户的合作行为,政府应重视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与发展,加大社会资本的培育,同时加强政府引导作用的发挥。     

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维系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整合机制,又是国家控制和管理乡村的社会基础。传统时期以士绅为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的乡村社会被逐渐"下沉"的国家政权瓦解,直至乡村内生力量全面萎缩,国家全面控制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政策的松动之下,乡村社会力量逐渐成长,但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等因素又消解了不少刚成长起来的乡村公共空间,加之此时国家的逐步"退场",乡村社会因而遭遇困境。但新农村建设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凸显和国家的"回归"又共同催生了新型的乡村公共空间,给乡村秩序的重构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带来了曙光。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岳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公共物品供给匮乏是当前村庄发展中所直面的现实问题,成为阻碍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因素。但传统政府供给职能的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形态的存在,使得以“一事一议”为代表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存在困境。村民个体理性逐渐觉醒,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开始寻求资源有限背景下的自我利益最大化。通过岳村调查发现,村民理性表现为集体成本分担意愿,并呈现从弱到强的变化态势,集体行动的奥尔森困境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施“有偿”供给、政府财政介入、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流量文化环境下青年主体性的偏失与匡正

流量文化具有内容生产的图像叙事、关系构建的趣缘连接以及景观呈现的情感转向等特征。随着流量文化的兴起，青年群体面临着认知、关系以及行动三个层面的主体性偏失，表现为以流量围观为特征的浅表化参与、以“圈地自萌”为特点的部落化交往和以快适伦理为主导的情感式消费。重建青年的主体性，应从培养复杂性思维、培育公共精神、增强反思意识三个方面着力，促进青年群体的深度认知、公共交往与合理行动。     

公共选择与政府决策行为

张小雁的"公共选择与政府决策行为"一文指出,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资源在公共物品间的分配,它是一种非市场的集体选样,实际就是政府选择。政府在公共选择过程中的决策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决策制定行为,政府决策执行行为,政府决策监督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决策行为的启示有二:公共意志如何体现和公共选择责任如何落实。     

前瞻性政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

长期以来,以需求理论为导向的供给模式造成农村公共物品的低效或无效供给。鉴于此,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需要从供给侧改革入手进行理论修正与现实检讨。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以及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推动力,其行政模式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有着重要的影响。传统回应性政府行政模式固有的缺陷使其无法跳出"回应性、需求——供给"为导向的公共物品供给怪圈,陷入供给困境之中。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必须借助于政府行政模式的变革与转型。前瞻性政府行政模式弥补了回应性政府模式的诸多缺陷,从根本上增强了政府的前瞻性,它是有效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可行性策略。     

论社会整合制度中的主体性文化建设

就整个社会目前发展形势而言,社会的秩序整合更需要一种具有主体价值的文化理念的引导,社会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柔性制约,主体文化作为精神资源将在社会公共领域中发挥深厚的作用,这种作用是持久、长效的。作为社会整合基础的主体文化建设尤为重要,这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反思现代规则,保持民族特色,建构具有主体性的文化内容,积淀出稳定的社会信仰,并使之成为社会整合的依据。     

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其演化机制

网络媒体介入的群体事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集体行动研究的一个关注热点。本文以"药家鑫案"为例,基于框架理论与过程一事件分析方法,重点研究了网络集体行动的舆论生成及演化机制。认为框架建构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因素与微观的话语符号借助四种策略机制相互回应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的行动主体采取双重的动员机制(情感与理性的思想动员、网上与网下的行动动员)参与舆论生成与框架竞争,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公共舆论生态格局:这两大舆论场之间互动的叠合共鸣与争议对立的二元逻辑,影响并决定了集体行动事件的发展进程。     

公共生活的历史生成:主体性哲学视界的澄明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论述,人类的发展历经"自在的人→自为的人→自由自觉的人"的过程。与此相适应,人的主体性亦历经"集群主体→个体主体→类主体"的历史走向。从主体性哲学视界澄明,公共生活在不同的主体样态下亦呈现出自在的群体形态下公共生活的虚幻、自为的个体形态下公共生活的消解、自由的类形态下公共生活和谐的历史生成图景。     

我国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的再造与重建

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石。乡规民约在乡村传统再造和现代"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过程中,对新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随着城乡融合,基于乡土之上的乡规民约在社会变迁中渐渐失去主导性地位,其生存空间被挤压,内容也较为笼统,亟须对国家管理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矛盾、村庄共同体的衰落、公共物品匮乏所引发的乡规民约权威性丧失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上及时做出回应。因此,强调国家政权适度介入,重建村落新型共同体,调适乡规民约的内容和程序,增强乡村精英服务和村民的有效参与,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逻辑和路径选择。     

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的关系演变

自古及今,公共领域与公共精神都是既相互联系又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封建社会,公共领域的缺失导致公共精神的压抑与异化,公共精神沦为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越位导致公共精神的扩张与虚化,脱离于物质层面而沦为纯粹的"精神革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公共领域健康发展,公共精神的现代意蕴得以彰显。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农民自主供给

相比较于政府主导、市场化、合作化以及农村社区外主体供给等供给模式,农民自主供给更能契合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是农民自主供给亦存在供给行为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等问题。而农村社会资本的信任、规范以及互惠特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走出"集体行动困境",且能有效降低他们自主供给的成本。因此,发掘农村传统社会资本"正能量",重塑农民公共精神以及推进农民自组织建设,以提升农民自主供给的效率,将成为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可行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议程困境及其应对——以浙江甬村为案例的小集体分成付费制度研究

在我国某些农村地区,农民个体事实性的"零负担"常常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到"议程困境"当中。为此,如何理解这一困境,并使该困境得以有效解决,构成了本文的问题出发点。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本文发现议程困境具体表现为某些公共投入因为空间外部效应引发收益不均衡,从而导致的不同村民群体针对村集体资金投向的恶性争抢现象。区别于以行政村为集体消费单位,且村民个体"零负担"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安排,本文认为,将行政村划分为若干居住空间相对集中、社会网络更为紧密的小集体,且以这些小集体为单位所形成的一套分成付费制度,是解决这种议程困境的有效途径。     

流动与留守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的困境及其破解

农民流动与留守成为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和生动表现。流动与留守不仅使乡村空心化,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流动与留守对流出地的乡村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乡村文化观改变、乡村公共文化日渐式微、乡村文化建设主体改变、乡村文化建设人才流失等困境与挑战。乡村文化建设应从构建"三位一体"文化建设新模式、重构乡村公共文化、实现乡村文化建设主体回归、发挥留守群体的智慧与力量、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     

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建设

公共精神缺失目前是中国乡村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乡村社会道德的衰落;乡村人际关系出现的信任危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萎缩;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力的下降。当前中国乡村公共精神的缺失,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代的原因。乡村公共精神的建设路径有赖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非政府合作组织的培育及乡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公民意识的培养。     

村规民约何以转化为实质秩序:建构机制与效能——基于18省份36个优秀村规民约的整体性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村规民约需要通过国家建构,在一定的条件和机制下才能转换为乡村社会的实质运转秩序。以全国18个省份的36个村规民约建构的整体性考察入手,在分析国家建构村规民约的行动逻辑及其效果的基础上,探究转化的条件机制。文本层面建构的村规民约,仍处于“嵌入”而未达到“融入”乡村社会的效果,国家建构的规则要转化为运转的乡村秩序,就必须实现国家主导性政治势能与社会主体性社会动能的良性互动,直接运用的政治势能与间接激活的社会动能需要有机结合。强化教育濡化机制、健全多主体协商机制、探索“以小博大”的奖惩机制,应当成为村规民约“深度建构”阶段的重点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