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效能提升的问题及路径探析

政府效能是指政府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依法行政,完成政府职能规范的目标与任务程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西方国家称之为"公共生产力"或"公共组织绩效"。政府效能不同于政府效率,其重视供给产品和服务的质效,注重公共管理或公共政策产生的效果,目标指向性较强,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融合。加强政府效能建设是深化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环节,也是新形势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遵循和必然要求。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区域协调互动中地方政府阻滞的行为与制度解析——基于Int—B—Ins模型的分析

地方政府的行为深嵌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复杂交错的府际关系网络之中.并受制于国家宏观环境和微观制度安排的影响,表现为对地方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分析和消解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应该在承认地方政府理性逐利人本性的基础上,从行为与制度的视角入手.本文通过Int-B-Ins模型的建构分析,对地方政府阻碍区域协调互动的行为与制度成因进行了深层解析,并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互动提出引导地方政府优化行为的制度创新路径.     

国家法律和政策何以走出中南海——以“万宁兴隆农户因拒迁被断电20年”为例

从理论上说,国家目标、地方政权行动策略与基层社会利益诉求这三者具有一致性,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应该是一种单向"授权与执行"的复制关系。然而,在执行实践中却并非如此,严重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利益,阻碍了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要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有必要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找出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在理性化、制度化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新型模式。同时也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文写作与处理》课程改革研究

《公文写作与处理》是一门着重培养受体写作技巧和能力的大学实践应用类课程。当下的课程建设多以工具理性作为行为指向,无论是教学目的的预设、教材的编写、课程的设计还是最后教学评价,无法满足大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只有在价值理性统摄下,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评价体系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才能使该课程教育走出变相应试教育的思维模式,真正达到大学教育育人与成才的培养目标。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权衡下的我国公共政策选择——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论述并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主体选择的工具理性偏好,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指出公共政策选择应该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合,呼唤价值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复归。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可量化的正义和不可量化的价值

法治政府绩效评价以结果和公众满意度为导向,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关键性指标的评价。由于法治不易测量的属性,为了在追求公信力与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法治政府绩效评价关注功能定位、评价主体与指标体系的耦合性,要求构建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评价体系。一方面,量化政府法治职能的实现程度,形成"正义"指数,成为观察法治水平的窗口及营商环境的参数;另一方面,通过剖析典型的法治因素,体现不可量化的价值,实现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推进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发挥"以评促建"的功能,法治政府绩效评价的量化工具性和非量化的价值性不可或缺。     

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新公共管理视角的分析

古典官僚制理论认为 ,官僚体制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是官僚体制自身不可超越的内在困境。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 ,官僚体制不但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在工具理性的内部也可能产生冲突 ,它所带来的效率也只是一种相当有限的机械效率。其内在缺陷就是缺乏竞争效率和创新机制 ,在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认定上偏离了原定的目标     

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工具选择

政策工具是将政策科学落实到政策执行层面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工具载体,与地方政府治理是三维向度的互动关系。我国的政策工具实践并未实现现代化诉求下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动态均衡,鉴于此,须从优化政策工具时代应用背景、建设地方政府特色新型智库、强化非强制性政策工具功能、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转向。这一研究既拓展了理解视角,又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公共政策中的不和谐因素探析

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实施等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其实施效果.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价值的不和谐,即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政策过程的不和谐,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两个环节的断裂;公共政策理性的不和谐,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理性之间的对立;公共政策信息的不和谐,即公共政策信息的政府垄断、单向传播及流通不畅.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论政策工具与公共行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迅速成为政策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迈克尔·霍莱特和拉梅什根据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政府介入程度的大小,将其分为自主性、强制性和混合性工具三大类.政策工具的合目的性、权变性是其在公共行政中的政治特性的具体体现,工具理性研究只有与价值理性研究相结合才可能使公共行政的研究有所创新和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内驱力激励：理论阐释、机制构建与实现工具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公共选择理论经济人的假设、理性行动理论成本—收益的分析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权衡博弈的阐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存在行为偏好有限、行为意愿不高以及行为自觉性缺乏等内驱力不足的问题,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实现地方政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合意,需要构建利益契合、政治预期与价值认同的复合激励机制。同时,还需要凭借税收制度、财政制度、考核评价机制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些政策工具的组合来推动激励机制的实现,最终达到激发地方政府生态创新实践内驱力的预期效果。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以服务促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在逻辑析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最终达成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文章在分析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服务理论背景和缘由的基础上,推演阐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探索提出了社会服务完善的路径,即以服务实现社会福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的中国民主建设

民主政治的内涵体现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不同诉求;民治和民本的分离、现实民主和理想民主的落差、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脱节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加强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是当前我国民主建设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