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党内问责制与党内民主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党内问责制能够保障和促进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是党内问责制的基础和前提。党内问责制应当以党内民主作为目标和依据,充分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问责主体作用,建立对党内问责权力主体的问责机制,培育以民主为核心的问责文化。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中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创新

党内问责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其制度化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党内问责制自建党起不断在实践中探索确立和完善创新,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实现了党内问责制在对象确定、内容把握、执行过程的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贯彻落实党内问责制,把握好"全面"、"从严"、"治党"三重维度,不断扩大党内问责的时空范围,提升其制度效能,以问题为导向深化问责,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与党内问责制的双向互动,真正达到标本兼治。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内问责制探究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党内问责制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强化党内问责必须进一步从培育问责文化、落实问责方式、健全问责程序、打通救济渠道、完善复出制度等方面进行,切实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列宁的党内问责制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大关键词。而党内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其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因此,重温列宁的党内问责思想,深入地理解党内问责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党内问责制的理论依据,党内问责制的制度功能等,对我们正确认识、理解、领悟和践行党内问责条例是有益和必要的。     

古巴、越南共产党的党内问责

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党内问责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以问责推进反腐,对腐败分子进行严肃问责;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其权责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和完善专门的党内问责机构来保证问责开展的公正性;严肃问责违反党纪的行为以及完善党内问责的配套制度建设等。古巴、越南共产党在完善党内问责上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视阈下的行政问责制新探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塑造问责文化、理顺政府职能、强化外部问责，同时建立起我国的“问责督察体制”，真正形成问责合力，完善行政问责制。     

集体负责制运行中的问题、原因与对策思考

集体负责制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制度,也是民主集中制度的重要内容。作为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一种党内决策制度,应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和内涵。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党内集体负责制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主要有只见"集体"不见"个人"、集体决定的规范化程序化严重不足、只见"领导"不见"负责"、有"权"无"责",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集体负责制异化产生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现有的集体决策程序缺乏规范性,制度化程度较低;问责制度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党内"一把手体制"成障碍。健全和完善集体负责制,就必须健全和完善现有的集体决定程序,并加以制度化;引入集体辞职制度,严格贯彻权责相适应原则;加强党的监督,实行党委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一、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 1．问责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总体状况依然是“法律缺失”。在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我国有关问责的规定不够具体和科学。目前适用于行政问责制的有关规定比较多,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和政府的相关法律与政策文件中,     

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

建设责任政府,关键是要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建立与完善国家责任体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内容,是解决当前政府管理中存在突出问题的必由之路。国家责任体制由人民问责制、政治问责制和行政问责制三个部分组成。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当前国家责任体制建设的重点,同时,要采取切实措施,逐步推进政治问责制度建设。要创造条件,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完善人民问责制。     

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进与退

行政问责制实质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在中国,问责制度已经被公众提上日程,但是并不完善,其走向如何,格外值得关注。要建立并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问责制度,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问责制向更好更有效的方向发展,有赖于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行政生态学视角中的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和谐社会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对决策信息存在着高度垄断,问责主体的缺失,行政长官的零问责导致的行政权力膨胀,以及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问责外部缺乏明显的制度保障等等都是政府问责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     

完善官员问责制 构建责任政府

官员问责制的推行和完善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关键.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完善官员问责制、打造责任政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现阶段我国官员问责制运行中还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对象模糊、问责范围缺乏法律依据、问责程序不完善等问题,需要通过确立问责主体、明确问责对象、界定问责范围、完善问责程序、推行政务公开、打造全新的行政文化等措施不断将其完善.     

完善行政问责制需实现3个突破

由权力问责转为制度问责。要建立有效的行政问责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保障，必须通过法律明确规定行政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方式、问责程序、问责事项等。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行政问责制已经实践了一段时间。从实践的情况看,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加强法制和透明政策建设;必须完善问责主体,多方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必须明确问责事由,建立权责对等机制;必须加强问责救济,保障各方面的权益;必须营造信仰法律、行政为民的良好氛围。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问责制的建设成就及效能提升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党内问责制建设,在制度改革、制度配套、内容程序设置、制度贯彻落实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分析党内问责制建设的成就,可以将相关经验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党的领导是党内问责制建设必须坚持的政治前提,二是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党内问责制建设的制度保障,三是抓好“关键少数”是党内问责制建设的重要目标,四是强化制度执行是落实党内问责制的关键所在。为了进一步提升党内问责制的效能,应当规范自由裁量范围,明确党内问责制的裁量基准;加强纪检队伍建设,提升党内问责制执行效果;明确责任界限,推动党内问责制与相关规范有效衔接;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细化党内问责制的救济程序。     

完善党的地方委员会工作机制的三重维度

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和常委会工作机制是我们党作出的重要决策.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在新形势下,需要从三个方面建立科学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一是构建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二是落实常委分工负责制;三是强化权责统一的问责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     

行政问责制及其构架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对国家公务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玩忽职守而使国家、法人或公民的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它既是一套民主体系,又是一套责任体系,既是一套道德体系,又是一套法治体系.从功能上看,行政问责制建立的目的即在于事后惩戒、事前预防以及警示教育.而要建立与完善行政问责制,就必须架构政治权力的制衡机制、建立多元问责机制、实行完备的问责法治、实现政务信息公开以及问责程序设置科学合理,等等.     

官员问责制:离长效机制有多远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得到推行。文章在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     

行政问责制构建的理论基础及意义

行政问责制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顿吏治,打破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员问责制的推行,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弹性问责"到"制度问责",标志着政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显然,在当今的中国,建立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