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关系规范化研究

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文章认为,正确地调整党政关系,应遵循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遵循组织结构和组织管理的规律性,并通过法制化的途径来规范;规范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党政关系规范化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理顺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从政治体制改革视角看,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对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由于党政关系规范化方面的不足影响到我国政治体制的继续推进和深化。因此,有必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中探究逐步推进党政关系规范化的路径。     

张闻天党政关系规范化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在世人迷信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年代,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提出了党政关系规范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虽然长期受到压抑,但其生命力和历史穿透性极强,至今仍振聋发馈,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对于建构“将然”的党政关系新模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外党政关系比较与中国党政关系的现实思考

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本文从中外比较的角度，剖析了苏共在处理党政关系上的教训，介绍了西方一些政党在处理党与国家政权关系上的有益做法，回顾了我们党处理党政关系的历史，提出建构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中国特色党政关系的一些现实思考。     

“二元”张力下党政关系模式探究

文章旨在识别一个在政治理想和谋求职位庇护权“二元”张力下构建的党政关系模式.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完全责任政党,通过对国家意志的具体化、以公共政策的形式传导给政府,并通过党组织嵌入政府行政组织的制度设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来贯彻其政治理想.政府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三元框架下驱动国家治理,并在国家意志执行过程中搞形式主义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虚化或弱化执政党高层的政治意志,谋求职位庇护权.     

试论中国党政关系的演进与发展

本文分别概述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党政关系的状况、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与改革以及我国党政关系的现状,对中国党政关系的历史演进进行了梳理。文章在对传统党政不分体制的弊端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党政关系合理调整的主要内容,即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化、党政关系民主化、党政行为法治化。     

党政关系建设的核心：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

党政关系的实质就是执政党如何领导并掌握国家政权,实现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治理。要有效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必须把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作为突破口。做到党对人大实行政治领导,人大对党实行宪法和法律监督。     

建国以来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从党政不分逐步走向党政分开和依法治国,现已基本形成了政党和政府关系的体制。     

建国60年来党政关系演变的研究与启示

2009年,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个节点上,认真地梳理我国发生的各种变化,在理论上、实践上均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党政关系的变化无疑是各种变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它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我国的国际形象等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其调整与改革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初步探索、到建国之初的党政相对分离、再到后来逐步实现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直至改革开放后所进行的各项改革,在此期间所出现的各种变化,都能够让我们看出党政关系调整的内在逻辑。通过对变化过程的梳理和对变化逻辑的阐述,能够得到很多启示与结论,对今后的实践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正确处理党政一把手的关系问题

地方领导党政一把手的关系问题 ,始终是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要研究的重要问题。解决好党政一把手工作构成的关系 ,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提高领导群体效能的关键。文章认为 ,党政一把手的关系问题 ,其实质是党委、政府两个班子关系问题的集中体现 ;党政一把手在工作中形成的矛盾关系更多的是党委、政府两个班子工作矛盾的反映。过去解决党政一把手的不团结、不协调问题 ,除了组织调整措施以外 ,在班子内更多的是在强调思想教育、提高成员素质、加强党性锻炼等方面做文章。应改变过去解决这一问题的思维定势和惯性做法 ,研究从体制方面做点创新 ,着重在建立、完善、细化、硬化党委和政府的关系、党政一把手的行为规范上下功夫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

党政联合发文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党政联合发文数量日益增长,兼具党的文件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双重属性的党政联合发文的备案审查问题日益凸显。实践中,党政联合发文存在法律性质不易界定、备案审查标准难以统一、备案审查主体不明、备案审查能力不足等问题。当前,可以从联合发文的属性识别机制、备案审查标准、备案审查主体、备案审查能力等方面予以完善。     

依附皇权: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衰及其启示

徽商在明清时期堪称中国第一大商帮。徽商的崛起与其精心构建依附型政商关系的战略选择是分不开的。结交权贵、重金买官、送女联姻、行贿寻租、为君分忧、资助寒门是徽商依附皇权官僚阶级的主要策略。在依附皇权得势之后,徽商又通过贱买贵卖、排挤同行、垄断经营等手段攫取巨额利益。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利益输送链条的断裂,徽商与皇权的依附关系终究还是破裂了。徽商的兴衰史对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企业方面,应该更多地把重心放在提高核心竞争力上,坚持合法经营,不搞钱权交易和利益输送;政府方面,应该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能力;长远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完善法治建设,培育新型的政商互动文化。     

政社关系的理顺与法治化塑造——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与进路

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失衡错位的关系是社区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因此,理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关系是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重点,而法治正是理顺这一关系的重要工具。法治规则能明确地限定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互动路径,并控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基本走向。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存在的指导、帮助与支持关系,分别对应了政府的监管、兜底与培育责任,并限定了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基本界限。在这样的关系之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可为空间广阔。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赋权进一步拓展社会组织的可为空间。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村民自治实践中两委关系及冲突解决模式探析

两委关系作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发展的实际,将纷繁复杂的两委关系归结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四种相对应的冲突解决模式,旨在探讨两委冲突的解决之道.     

关于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分析途径

本认为对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研究应结合两个分析途径：一是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国家的控制机制变化，体现这两个分析途径的具体研究对象就是社团，通过社团研究就能有效分析中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系统思考

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是一项涉及到理念、制度和结构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改变传统的对立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先进的"强国家-强社会"互强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理念来指导乡村治理;改进和完善国家法律法规、省级地方法规、各级地方性执法规定以及村级规约,提高相关制度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乡村治理的结构,主要着眼点在于规范两委关系、乡村关系,提高村委会选举的质量,拓展村民代表会议的功能等.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与党风廉政建设

深化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全面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重要保障。高校腐败现象发生的根源在于权力配置和责任不清晰、权力约束机制不健全、权力监督问责弱化等问题。制定和实施大学章程,推动大学治理现代化,从源头上规范、制衡、监督权力,从根本上促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和必然选择。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论共产党员的政治服从

讲政治与政治服从是一致的,必须强化共产党员的政治服从意识,以"三个代表"为最高人生信念和人生目标,树立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