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被害人承诺犯罪性的排除

在刑法理论上被害人承诺是一个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在法律实务中,经被害人承诺实施的行为有多种法律效果,犯罪性的排除不是必然结论。本文论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分析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各种法律效果,对其排除犯罪性的理论根据进行了阐述,重点讨论了排除犯罪性的条件,希望能够对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浅析被害人承诺犯罪性的排除

在刑法理论上被害人承诺是一个超法规的排除犯罪事由,在法律实务中,经被害人承诺实施的行为有多种法律效果,犯罪性的排除不是必然结论。本文论述了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分析了经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各种法律效果,对其排除犯罪性的理论根据进行了阐述,重点讨论了排除犯罪性的条件,希望能够对刑事司法有所裨益。     

试论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

被害人承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由于被害人承诺放弃该利益而可能得到刑法宽容的行为。作为行为正当化理论之一,其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实现人的自主处分权最大化的同时又不违背刑法正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在世界各国刑法中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从宏观角度对被害人承诺制度加以阐述,从而对该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论刑法中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性

刑法中有关被害人承诺的理论，一直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在《法说汇纂》第47卷中写下的一句话：“以被害人的意志所发生的东西，不是不法的”（Nulla iniuria est，quae in volentem fiat）。后来又演变为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直译为“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对知情者且意欲者不产生侵害”：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幺，对被害人不产生侵害的问题。换言之，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得到了被害人的承诺，那么，该行为不违法。     

被害人的过错能否成为排除犯罪性行为的原因

一、基本案情李某与张某均系一租房处的房客。2008年3月21日早,李某在住处公共洗水池洗漱时,误将项链遗失在水池处,后发现项链不知所踪。因事发时租住处仅有其与另一房客张某在家,遂怀疑系张某所为,但张某矢口否认。后李、张二人到派出所处理此事,被民警告知不符合立案标准未果。后李某将张某拉至住处,     

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定位

被害人承诺属于构成要件阻却事由。其原因在于,刑法的根本任务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并非仅指特定行为对象或客体在客观上的完整和存续的状态,而是也包含了权利人依其自身意愿,自主地对其所享有的法益客体进行支配和使用的自由。当权利人通过有效的承诺允许行为人对相应的法益客体进行损害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只是权利人对于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外在表现,其并不违反权利人的自主意志,从而欠缺法益侵害性。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上,应当认定被害人承诺导致行为人的行为不能造成对法益的紧迫危险,不能再被视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     

论被害人事后承诺的法律效力

刑法学界普遍认为被害人事后承诺无效,但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面临诸多挑战:在理论上存在被害人承诺效力时间界分科学性质疑、证成理由充分性质疑以及论域合理性质疑,在实践层面则存在与刑事立法规范、刑事政策精神和司法改革实际相违背的问题。承认被害人事后承诺的法律效力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同时还具有化解矛盾、矫正社会治理过度刑罚化、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完善刑责解决机制等多重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事后承诺主要以犯罪阻却事由和刑罚从宽事由的形式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被害人的认可能否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

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程某某于2010年9月至2011年10月,在潘某某所经营的北京市密云县盛世洁佳美保洁用品有限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利用给北京市密云县、平谷区和顺义区的超市等运送公司出售的卫生用品并单独结账的职务之便,共分4次11笔将相关超市已支付的人民币5万余元货款据为己有(现第一次侵占货款的事实缺乏充分书证支持)。后在潘某某知道实情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先后向潘某某出具三张欠条,将其所侵占货款的数额以欠款的形式予以固定。2011年10月15日,犯罪嫌疑人程某某向潘某某出具     

被害人承诺构成要件的刑法学探析

被害人承诺,源于经承诺的行为不违法的法律格言。在我国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是作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加以研究的。在彰显法治与民主的今天,体现人民自主决定权的被害人承诺,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本文拟从被害人承诺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限制、时间限制和社会相当性的要求等五个方面来阐述其构成要件。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排除犯罪性之执行命令事由的比较

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或者社会相当性理念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使之正当化的事实。在我国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中,依法执行命令的事实均可排除行为之犯罪性。但是,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两地刑法对于执行命令的立法渊源、构成条件以及排除犯罪性的理由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被害人未实施自救行为能否对强奸罪构成阻断

【基本案情】被告人胥某某与被害人王某经上网聊天结识,并于2009年10月确立恋爱关系。其后,二人多次发生争吵并提出分手。2010年1月30日早晨,王某因胥某某擅自修改其网上签名等,与胥发生争吵并拒绝与胥交往。当日14时许,胥某某至上海市金沙江路王某的工作单位找到王某,二人再次发生争吵,胥当场将被害人手机砸坏。16时许,胥某某在王某下班后将王某强行拉入     

重大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责任认定问题实证研究

一、重大刑事案件中被害人过错责任认定的司法困境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及2007年颁布的《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了在重特大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存在过错     

因抢劫致被害人被过往车辆撞死应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

【裁判要旨】行为人在高速公路上持刀抢劫,致被害人弃车逃跑呼救过程中被过往车辆撞死,其暴力抢劫行为是被害人死亡结果得以发生的内在支配因素,两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该行为符合抢劫罪结果加重犯的犯罪构成,应当认定为抢劫致人死亡。     

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犯罪事由的定位——行为概念的重构和界定功能的重申

我国现行刑法中仅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而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并在其他国家广泛承认的犯罪排除事由,例如自救、正当业务行为、同意,在刑法上并没有涉及,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自救行为、同意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①为此,笔者从我国现有对排除犯罪事由的研究出发,通过转换研究的整体思路,从以评价体系为中心的框架,变更为以评价对象为中心的框架,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借鉴,构筑了中国刑法理论中的行为概念,再通过发挥该行为概念的界定功能,为排除犯罪事由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基础平台,以有力地弥补中国耦合式犯罪构成封闭性的缺陷。     

犯罪被害人保护的帮助、补偿与预防功能——我国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政策简评

二十世纪末犯罪被害人保护逐渐被刑事司法实践和理论界重视,意图通过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达到"修复性正义"的目标,我国台湾关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较早,并已形成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和《加强犯罪被害人保护方案》为核心包含救援协助、安全保护、补偿损失、协助诉讼、教育宣传等内容的政策体系。但仍然存在补偿和保护范围、未战略的高度认识犯罪被害人保护、未与犯罪预防制度进行功能整合等方面的不足。     

由被害人过错引发的侵害行为如何定性

[案情]李某与张某系一租房处的房客。2012年3月21日早,李某在住处公共洗水池洗漱时,误将项链遗失在水池处,后发现项链不知所踪。因事发时租住处仅有其与另一房客张某在家,遂怀疑系张某所为,但张某矢口否认。李、张二人到派出所处理此事,被民警告知不符合立案标准。后李某将张某拉至住处,伙同朋友王某恐吓张某,张某遂将项链交还李某。但李某仍不解     

行为人犯罪后暴力抗拒民警抓捕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2005年8月13日16时许，胡某酒后来到本村村民张某家，见家中仅有张某之妻刘某在家，便将刘某按倒在床，趴到刘某身上摸其胸部并提出给钱发生性关系。被害人刘某情急之下假装答应并让胡某起来谈价钱。胡某被骗起后，刘某顺手拿起自家桌上的刀向胡某挥舞，胡某见状停止侵害并离去。当日17时许，被害人刘某将此事告知丈夫张某，张某即报警。两名民警接报后身着警服来到胡家，依法口头传唤胡某，胡某拒绝传唤，手持菜刀向民警砍去，民警将菜刀夺下后胡某又持铁榔头、铁锤多次击打民警，但均未打中。后被民警当场抓获，民警柴某在抓捕过程中被打成轻微伤。     

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不应计入犯罪次数

【裁判要旨】犯罪中止是否免除处罚的标准是有无造成刑法意义上的损害,即行为人的行为所触犯的本罪名以外的刑法所规定的作为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对于刑法规定的多次抢劫应当从严掌握,应以多次抢劫中的每一次抢劫均构成犯罪且应当处以刑罚为要件,而不应包括应当免除处罚的犯罪中止。     

盗窃、诈骗行为交织型财产犯罪定性研究

近年来,盗窃与诈骗行为相交织的侵财犯罪日渐增多.其客观表现既有行为人在实施骗术过程中加入秘密窃取行为,也有行为人在行窃之后跟进实施骗取行为,或者交错实施窃取、骗取行为等.对此究竟是认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其分辨标准及关键要素是什么?下面结合典型实例进行解剖、厘清.     

"被害人承诺"还是"被害人同意"?——从犯罪论体系语境差异看刑法概念的移植与翻译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犯罪论体系中，“被害人承诺”的概念专指一种针对故意伤害与毁坏财物的违法阻却事由，并不能涵盖所有得到被害人同意的情形。如果忽视我国大陆通行的“四要件”理论与日、台犯罪论体系的结构性差异，仅仅移植“被害人承诺”的文字表述，需要付出很大的改造成本，在对外学术交流中也易产生误解。相比之下，无论目前的犯罪论体系是否变革，“被害人同意”都是一个多面兼顾的概念。本文通过梳理“承诺”一词的移植史，一方面为“同意”的用法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对于近年来国外理论引入过程中，仅仅重视新鲜术语本身的表述形式，却常常忽略概念的实质内涵和体系性地位的“徒有其表”的术语移植现象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