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活动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研究

我国恐怖活动在暴力方式、组织形式、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问题"点",同时在时间、空间、人物的横向属性与中央、地方和个人的纵向联接呈现着"线性"困境。通过剖析问题"点",立足贯通防控的两大基准"线",通过情报互通、技术支持、组织协调、国际协作等措施形成"点、线、面"的网状"立体化"防控体系,是提前遏制难发现、难打击、危害严重的恐怖活动的重要举措。     

恐怖活动犯罪概念之比较分析——以中美英三国为例

英文terrorism常被译为"恐怖主义",既指某种恐怖的理念,也泛指在恐怖理念指导下的犯罪行为。但如果在法律框架内展开讨论,那么terrorism应当被理解为中文语境下的"恐怖活动犯罪"。我国通过刑法修正案、行政认定标准和最高立法机关决议等形式界定了恐怖活动犯罪,为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对象、手段和主体方面等角度对中、英、美三国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界定并未明显宽泛于美国和英国,体现出立法的技巧和前瞻性。     

基层动态

正柳州市智慧社保"诊疗一卡通"自助平台启用本刊讯(通讯员王盈盈)近日,柳州智慧社保"诊疗一卡通"自助平台在柳州市人民医院正式启动上线。柳州市智慧社保"诊疗一卡通"自助平台将社保卡、就诊卡、金融卡功能"三卡合一",将社保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融为一体,通过一体机和手机等自助终端提供线上线下的便民服务,可以有效地缓解挂号难、缴费难、结算难等问题。此外,柳州智慧社保"诊疗一卡通"自助平台还专门设置了"处方订单"模块,     

论我国恐怖活动犯罪刑法制裁体系及其完善

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制裁体系特点是从严从重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侧重于打击有组织的恐怖活动,注重对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制裁,并且以普通的刑事罪名抗制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完善我国恐怖活动刑法制裁体系,应进一步发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功效,完善刑法典中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体系,增设独立的"恐怖行为罪",并适时依据有关国际公约增设相关特别恐怖活动罪名;协调刑法与反恐怖法的关系,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南宁市“城中村”改造的重点难点分析及对策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南宁市"城中村"的现状表明",城中村"的改造已迫在眉睫。目前,南宁市进行"城中村"改造主要存在资金来源难、补偿难、改造成本高、产权确认难、观念和认识上的阻力大、社会保障解决难等问题。改造"城中村",应通过吸引房地产商投资、合理补偿村民、拆除违法私房、制订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式加以实现。     

加强“虚拟社会”反恐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思考

"虚拟社会"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对整个社会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社会政治稳定的现实威胁也日益凸显,成为公安工作的第二战场。近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把互联网作为其分裂破坏的重要工具,在网上大肆宣传、煽动和非法结社,恐怖活动网络化的趋势愈益突出,而反恐治安防控体系在立法、机制和技术等方面明显滞后。应切实把握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共振的特征,加强和完善"虚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虚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虚拟社会"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和新疆维吾尔文官方网站建设。     

关于城市“拆迁难”问题的思考

"拆迁难"是目前城市改造过程中存在着的最突出问题,也是社会反映最强烈、人民群众最关心、民生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分析"拆迁难"的原因,思考"拆迁难"的对策,对化解"拆迁难",促进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健康干预与教育重塑——基于疫情防控中的470名大学生调查

通过心理健康量表,对来自全国各地高校470名大学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网络教学情况和学习效果进行线上调查,分析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对于突发疫情下长期处于物理隔离、居家线上学习状态的青年大学生来说,化解"幽居症",加强健康干预与教育重塑至关重要。     

我国西部边境治安现状及防控困境分析

我国西部边境北起新疆阿尔泰山脉,南至广西北部湾,边境线漫长。地势险要,社情复杂。近年来。西部边境地区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活动和贩毒、赌博、偷渡、走私及洗钱等边境犯罪呈现日益猖獗之势。治安现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西部边境地区存在的警务资源有限、防控策略失调、跨区域协调障碍、技术装备落后、警务媒介公关能力欠缺等问题一直困扰着西部边境公安机关。成为进行治安防控的重要障碍。     

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解释适用——兼议反恐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刑法明确界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的概念及犯罪构成,有利于从司法适用角度惩处恐怖活动犯罪。但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查处具有暴力恐怖性质的犯罪活动时,刑法的缺位使得对于恐怖活动犯罪往往只能按照普通罪名加以定性处理,甚至还存在难于作为犯罪定性处理的情况,难以体现反恐怖活动的特殊性。因此,在刑法立法上有必要增设规定“宣扬、煽动恐怖活动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拒绝提供恐怖活动证据罪”等新罪名,并增添规定相应的财产刑以更加有效地防控恐怖活动犯罪。     

我国涉恐资产冻结法律制度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讨

防治恐怖活动犯罪是当下我国重大的现实问题。冻结涉及恐怖活动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的资产有助于在经济上打击恐怖活动。我国已建立了完整的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但是司法适用中,在涉恐资产的冻结对象认定上,我们应当将"恐怖活动"的主观要素作为区分"恐怖活动"与其他暴力活动的界限。明确"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恐怖活动是"恐怖活动"的表现形式;涉恐资产冻结的主体是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在将出台的《反恐怖法》中应协调好涉恐资产冻结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外国反恐立法的借鉴及对我国的启示

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不仅重要而且十分迫切。我国反恐立法在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立法模式等几个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借鉴俄罗斯、德国等国家的立法经验,分析我国反恐立法现状,对完善我国反恐立法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数字技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研究

数字技术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与"控"两个阶段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但其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着数字化系统不健全、数字化技术平台壁垒、新技术企业参与不充分、数字鸿沟、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由此需要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平台互通互联、吸引新技术企业参与协作、促进"线下""线上"合作、保护个人隐私。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推动数字技术更好地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发挥作用。     

恐怖犯罪防控——基于莱维纳斯理论的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的常态化、恐怖袭击的多发、频发,特别是个体恐怖活动的高发,预示着恐怖犯罪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继传统犯罪之外威胁性更强、破坏性更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我国现阶段对恐怖犯罪的防控,多集中于社会预防、情境预防和法律预防,恰恰忽视了对恐怖犯罪主体预防。文章以莱维纳斯"他者"理论为视角,基于对恐怖犯罪分子的个体研究,尝试构建新时期恐怖犯罪综合防控新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反恐怖目标及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总则提出了打击对象、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维护安全等三个目标及实现目标的原则和策略。实现三个目标的基本原则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化打击恐怖活动的策略是将恐怖活动类型明确化,进行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的核心策略是以"一脑两足"整合力量,实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目标的重要路径是建设国家安全法律体系。     

恐怖主义犯罪及其对策研究

进入新世纪,恐怖主义组织及其犯罪已然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各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犯罪的威胁,也都在探讨防控和惩治策略.我国近年深受“三股势力”的影响,新疆地区恐怖袭击案件频发.恐怖、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犯罪等基本内涵的认定,将有助于打击涉恐犯罪,制定有效的防控该类犯罪发生的应对机制、法律和政策.     

论“套路贷”犯罪打击对策

"套路贷"脱胎于高利贷,披着民间借贷的合法外衣,有着自己专有的流程。"套路贷"有着社会危害性大,获利快、收益高、易于复制传播、多种犯罪交织、涉黑涉恶等特点。在打击"套路贷"过程中,存在着发现难、甄别难、取证难等问题,公安机关需要拓宽犯罪线索,摸排犯罪链条,层层穿透"套路贷",全面收集犯罪证据,加强追赃挽损。     

对恐怖活动犯罪根源的研究综述及比较

西方学界与实务界对恐怖活动犯罪根源的研究多采用实证类的研究方法,如调查访问、临床观察、案例分析等,得出的研究成果表明心理因素、经济因素、宗教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在个体实施恐怖活动犯罪时均可产生一定作用力,但因个体和具体案例的区别,不同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力大小也有所差异。国内对于此问题研究的特点在于着重探究"东突"恐怖活动犯罪的产生根源和影响因素,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历史文献、官方公布案例情况等的剖析,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于"东突"恐怖活动犯罪。就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中西方比较分析,能够促进国内反恐问题研究的纵深发展。     

大数据背景下的法院执行难问题化解路径

在"互联网+"时代,探索以大数据技术为着力点推动破解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是法院执行模式转变的历史性变革。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全力推进执行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这预示着法院执行工作将通过大数据突破"执行难"的难题。解读大数据时代的内涵、大数据时代法院系统对数据的利用现状以及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的挑战,攻克我国法院执行难的新路径、新思路,以破除法院执行在实现公平正义上的最后一道"藩篱"。     

云庭审模式的运用及其限度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有效防控疫情、保护司法人员及当事人的生命健康、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在疫情期间各项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线上云庭审模式应运而生。从传统法庭的"面对面",到互联网云端庭审的"屏对屏",云庭审模式在疫情期间得到有效推进,这大大降低了因庭审带来的疫情安全隐患。但全流程在线审理在给当事人带来便捷、高效、经济、安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有必要对线上云庭审模式进行重新界定,分析线上云庭审模式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责任担当与现实困境,对完善和推进我国线上云庭审模式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