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的“纸老虎”理论考辨

蔡和森在《向导》发表的文章中多次使用"纸老虎"概念,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蔡和森"明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看成是经不起群众及其武装打击的纸老虎",他在党内最早提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理论。其实,蔡和森在中共报刊上最早使用"纸老虎"一词,但并非"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从现存蔡和森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九次关于"纸老虎"的表述,主要指称商团军队或工农势力,但是既没有说明"纸老虎"的由来,也没有阐述"纸老虎"的内涵和本质属性,只是借用当时流行的"纸老虎"一词来形象地说明一种外强中干的政治势力或群体,尚不具有完整明确的理论意义,更谈不上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因此不能说已经形成"纸老虎"理论。蔡和森坚决彻底地宣传反帝国主义,但是从未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大致与他密切关注国际帝国主义野蛮酷烈的侵略中国的事实,并运用来宣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有关。     

所长是个“纸老虎”

家里的事他从来不敢出面,他怕人家知道他的警察身份,说他怎样怎样,其实不只这一件事,家里的事从来没管过,一切都让老婆出面,老婆说他：什么事也指望不上你,当所长也是纸老虎。     

重新发现“东方”:1920年代前期中苏交往的国际视域

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讨论了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英美日等列强的海军军备问题。虽然华盛顿会议集中关注“亚太问题”,却把新兴的苏联排斥在外。然而,由于便利的地缘政治因素,俄国一直对东亚国际事务拥有巨大的军事政治影响力。在苏联政府看来,由英美日主导创建的东亚新秩序——华盛顿体系,就是把苏联作为“假想敌”。这加剧了苏联与华盛顿体系下列强的敌意关系,进而刺激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重新发现“东方”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价值。正是在此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开始主动地介入中国事务,推动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及同年的中苏建交。这些政治条件为1925年的五卅反帝运动提供了应有的政治支援。     

“纸老虎”的由来

基辛格曾当面赞扬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词——纸老虎,但他不知道此非毛泽东首创,而是来自中国民间。1972年,基辛格当面赞扬毛泽东:"你创造了一个新词——纸老虎paper tiger!"但他不知道这个词语并非毛泽东首创,而是来自中国民间。至少在元末明初,     

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下）

【陈独秀的挣扎与毛泽东的彷徨】平心而论,陈独秀从心里不赞成农民运动。他是大教授,虽然从事的是唤起民众的革命,但广大农民真正起来了,他又怕得要命,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叶公好龙”之类。     

应对“辛亥革命”概念作科学的界定——兼谈辛亥革命“既成功了又失败了”的矛盾评价之由来

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时至今日仍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彻底的解决,这就是如何对辛亥革命这个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在当今流行的辛亥革命研究话语中,辛亥革命俨然成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用孙中山遗嘱中的话即国民革命)的代名词,由此带来了对辛亥革命诸多问题认识上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科学地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念的内涵,辨清辛亥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关系。     

蔡和森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探索

蔡和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为依据,深刻研究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点,具体地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列宁关于“革命制止战争”的理论及其实践意义

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的动机是为了争夺殖民地和掠夺竞争国,无产阶级必须反对这场战争。战争使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并结成了联盟。帝国主义国家的战败,还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势力,形成了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些都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形势。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还会爆发。要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警惕社会“碉堡化”

近来因事进入过几家法院,切身感受到法官们对于自家性命的“严防死守”。各家法院高大、坚实的大楼门前,都有一对石狮子,用威严的目光凝视着众生,但大家知道,有时这不过是“纸老虎”。     

蔡和森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率先对农民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制定有关农民政策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其探索的主要成果包括:     

蒋介石哭灵争“正统”

被驱逐的土豪劣绅都跑到武汉来诉苦、造谣、诬蔑、汪精卫就借此作为资本，大骂革命破坏统一，破坏政府法令。陈独秀则发出许多制止工农运动的命令，大骂过火。恐火不能倾长江之水淹息这革命熊熊之焰！帝国主义则尽力封锁，使武汉经济恐慌，     

桐城派“因声求气”理论源流考辨

“因声求气”理论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精粹。其渊源向上可以追溯到先秦,是对孟子、曹丕、刘勰、沈约、韩愈、朱熹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向下又是对后来理论的开拓与奠基,特别是在桐城派内部,从姚鼐到方东树、曾国藩,再到吴汝纶、张裕钊、贺涛等,对之更是推崇备至,世代承袭。五四以后,朱光潜用现代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并赋予其以现代学术形态,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     

纳西“苏古杜”考辨

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一带,流传着一种与蒙古族火不思相似的弹弦乐器——苏古杜,主要用于演奏纳西族的古典音乐——“白沙细乐”和丽江“洞经音乐”。对“苏古杜”这件乐器的起源和如何传入云南做必要的梳理,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需要。     

莫忘本——从“文化帝国主义”看“读经”的必要性

全球经济危机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的矛盾。在全球化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之后，学者们在保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自由性中涉及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概念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各国文化的交汇和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民族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再次被提及，“文化同质化”唤醒了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文化自觉。     

国民革命运动与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重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民政府通过建设中央政权、肃清地方割据势力、建立农村基层新政权、实行军队国家化、扶助农工等措施,初步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的整合,从而大大加快了重建现代民族国家、重新奠定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基础的历史进程。     

滴血的“台湾往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8周年,也是台湾光复58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之际,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华艺音像实业有限公司和台湾夏潮基金会联合摄制完成的8集电视专题片《台湾往事》,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江泽民主席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百年前,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战争的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朝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了台湾与澎湖列岛,使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屈辱的一页。”8集电视专题片《台湾往事》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对台湾同胞50年抗日斗争做出了全方位的梳理,用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台湾期间,掠夺台湾资源,压迫和屠杀台湾同胞,推行皇民化政策,使台湾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残酷暴行;再现了具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台湾同胞为抵抗日本殖民统治,反抗专制压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不屈不挠、可歌可泣斗争的英雄史实。本刊从《台湾往事》众多事件中节选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故事,经概括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孔子“周游”与“问津”的考辨

历来认为,孔子当年离开鲁国到列国去是周游列国。本文从考察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孔子到各国的作为,以及孔子在途中所遭遇的种种灾难,说明他不是周游列国,而是为着传播仁政德治的理想去寻访列国。目前,全国冒出了多个孔子问津处,作者以翔实的史料,如湖北武汉新洲在西汉时期挖出的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石碑,淮南王刘安在邾城建亭修庙,首创问津书院,硕学鸿儒来问津书院讲学,清代康熙、嘉庆皇帝给问津书院题写金匾,以及问津书院的文脉影响深远等充足史料,确认孔子当年在武汉新洲问津。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论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后,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两大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不同时期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一思想在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两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但其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形成和界定

西方学者对生态帝国主义理论形成过程的认识,经历了"生物学"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阶段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的认识阶段。生态帝国主义是生态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西方学者对生态帝国主义理论自身发展过程的认识也经历了两个维度的转变,即从生态殖民主义向生态帝国主义的转变和从环境史的角度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叙事、策略及反制

生态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运行中的“新变种”,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比于原始积累初期野蛮的经济掠夺,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殖民更隐蔽且更具威胁性。生态殖民的经济策略将发展中国家公共资源私有化,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大量流入生态帝国主义国家的“口袋”中。生态殖民的政治策略以生态问题为政治手段,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与政治控制。“西方至上”的生态殖民的文化策略则视掠夺自然资源为天然合理的。这些都无法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依附性”“腐朽性”“垂死性”的时代诊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应对生态帝国主义、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