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两弹一星”(下)

“两弹一星”的总导演、总调度、总指挥为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有效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包括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罗瑞卿、陆定一7位副总理,以及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赵尔陆、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张爱萍等,形成一个权威性的行政权力机构。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的领导。从此,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研制的步伐大大加快。同年12月,专委会讨论和批准了第二机械工业部提出的《1963-1964年原子武器工…     

看周恩来总理的争与让

新会是梁启超的家乡，又是元灭宋时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过去为县，现在是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区。万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竟有一个资料丰富的周恩来纪念馆。当地的人也很自豪，他们说，周恩来任总理时，政务缠身，能下到一个县连住7天，一生仅此一例。我心里明白，哪里是周恩来有闲，是政局错位，一个历史的小误会使然。     

闲话“父母官”(上)

现在不少文艺作品把当地干部称作“父母官”,一些干部也这样自期自许。但“父母官”的称呼有官尊民卑的思想,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们的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的思想是不相符的。“父母官”的称谓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国家是从家族、宗族、氏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社会里,家庭国家是同构的。因此统治者不仅是管理平民百姓“牧守”,也是照顾他们的“父母”。《诗经·南山有台》就有“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的诗句。周代大宗的宗主也就是周天子,同时也是天下姬姓的“大家长”。周代以后的宗法结构有所变迁,但视百姓…     

周恩来“打赌”

上世纪中叶，中国与苏联交往时期的某一天，周恩来给毛泽东拟写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     

“法律与金融”交叉研究漫谈(上)

一、引言20世纪,可以说是金融学发展狂飙突进的时期,现代金融学不仅在数量化方面进展迅速,而且在研究的领域方面也在不断地扩展,大量的金融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数理金融学、金融     

“人身关系”流变考(上)

本文着重研究了人身关系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民法中的3种存在形态,证明了人身关系法是市民社会的组织法,揭示了人格关系法与人格权关系法的区别:前者是关于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后者为晚近产生的关于主体的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为人身关系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先于财产关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新“小白菜”冤案调查(上)

呼兰,是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嫩平原的一个县。本世纪30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以一腔幽愤离开桎梏心灵的庭院,走出呼兰,辗转哈尔滨、北平后与青年作家萧军相识、相爱。在上海,“二萧”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奖掖。从此,“二萧”闪耀在文坛的星空。1940年12月12日,香港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经过了婚变后的萧红,以孤寂、深沉的心和对家乡这片热土的炽爱,为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画上一个圆满的休止符。从此,呼兰河不仅成为自然景观,同时也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人以河著,河以文传。每年初春、盛夏、金秋或朔冬,中外游客熙来攘往……深秋时节,记者为一起惊动全国的“扫黄”案件,再次踏上了呼兰河的调查之途。     

“蹭饭总理”王宠惠

在民国时期，有位擅长蹭饭的奇人王宠惠，他爱在朋友家混吃混喝，每天风雨无阻，是当时大家公认的超一流蹭饭高手。由于蹭饭有术，他的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办法”。     

农民工“出点血”与总理三鞠躬

5月12日，成都市武侯区的林荫街献血屋，前来献血的人排队站满整条街。23点20分，一位50来岁的男子说：“抗震救灾人人有责，我是个农民工。没有钱就‘出点血’嘛。”（《人民网》5月13日）     

周恩来“智斗”日本首相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战后第一次对华访问。在周恩来总理招待田中首相的晚宴上，两人之间还上演了一出“智斗”的好戏。话说当晚，在宾主把酒言欢之际，田中首相忽发雅兴（实则有备而来）递给总理两双筷子，说道：总理阁下，您的智慧早已名闻天下，今晚给您出个小小的难题以助酒兴如何？总理礼貌地接过筷子，点了点头。     

周恩来的“演习”

1949年3月初的一天深夜．西柏坡值班警卫战士小张的驳壳枪突然走火，子弹射进周恩来住房的玻璃窗，从正在看文件的周恩来头上掠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峽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圍,进行战爭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張局势,使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我受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如下: 一、台湾和澎湖列島自古就是中国的領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們已經由日本的一度侵占归还了中国。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     

周恩来的“加减乘除”

所谓“加减乘除”，就是算经济账。周恩来历来重视算账，擅长“加减乘除”，是这方面的典范。他曾说，闰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者必须注意算账。     

四面八方说诚信(上) 江平教授“律师与诚信”专题讲座(摘要)

很高兴受上海律师协会邀请来做报告,也非常感谢上海律师协会聘请我做专家顾问。我这个人讲学是讲得比较多,在我整个讲学过程中我最认真的是第一给律师讲课要小心;因为律师比法官还厉害,恐怕给各级政府领导讲课我最轻松,给律师讲课是最谨慎的。第二给上海律师讲课尤其要谨慎,因为上海的律师水平之高,令我很吃惊。第三要给上海的律师来讲做人、做律师的道德修养这个题目就尤其难讲。两个剪报一期杂志要讲关于诚信的问题,我先从两个剪报谈起。第一个是2003年2月16日《法制日报》的剪报,里面讲了信用立法。这个报道讲了现在民法典草案中,在人格…     

“市场格局论”之辨析(上)

“市场格局论”早期主要用于解决历史遗留的商标共存问题,且诉讼双方不存在恶意注册或者使用的情况,通常不会与商标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存在重大冲突.但是,在“市场格局论”的适用中,也出现了不是按照商标注册时的市场现实来确定“市场格局”的危险倾向,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标准和弱化“恶意”和诚信考量的司法现实主义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大行其道.从个案结果出发的便宜之计,虽然志在破除“本本主义”,但打破了基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造成了“无本可依”的乱象和恶果,有损于法律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司法在“市场格局论”的适用上应该向诚实信用原则回归,将“市场格局论”关进法律的笼子.     

从“海灯现象”看邪教(上)

近日,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由本刊专栏作家张扬撰写的《谎言重复一千遍》一书,本书以大量的事实彻底揭露了已在中国流传了二十年的“海灯神话”,对当前破除封建迷信、弘扬科学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本刊对《谎言重复一千遍》一书进行了摘编,分期刊发,以飨读者。     

商品化权的“囚徒困境”(上)

商品化行为作为市场竞争中的普遍现象,经历了一个由产生、发展再到成熟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商品化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世界各国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评判。但在如何处理的态度上,各国却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一种保守、低调的风尚。我国对商品化权的研究,虽毛羽未丰,但近年来主张建立商品化权制度的呼声却已有势如破竹之势。民法虽源于生活,但生活不都是民法。各国对商品化权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清?商品化权面纱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是非和思量?     

“六法宝典”助调解(上)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要根椐时代变化+断自我完善和创新,特别是在调解实践屮,要探索出顺应时代、符合群众新需求、行之冇效的调解方法“六法调解”是笔者结合多年经验,提炼出来的一部调解纠纷“六法宝典”,本期圯介绍前三种方法。     

“著作权”和“版权”术语之争的历史背景与理论基础(上)

“著作权”和“版权”两个术语均源自日本。我国自近代引入这两个术语后,由于缺乏系统性地梳理两个语词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导致两个称谓始终并存使用,给立法、理论和实务造成了诸多困惑,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版权”和“著作权”分别代表了“行为主义”和“对象主义”著作权立法观和权利观,后者更符合著作权产生的基本原理。我国在1910年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选择了“著作权”称谓,就意味着我国认同的是“对象主义”路径,那就没有必要轻易改换其他路径。     

周恩来唯一的“国骂”

1973年前后，周恩来三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 我只有一次听到周恩来用了“国骂”。事情是关于到底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因为当时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林彪他们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