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增设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

建议增设支付令异议审查制度□温新军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立了督促程序，对加快经济流转，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督促程序的最大特点是省去了一系列诉讼环节，操作简便，审理期限短，提高了审判效率。但是，民事诉讼法对督促程序的规定...     

论小额诉讼立法应当缓行——兼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5条

小额诉讼制度是为审理和裁判小额案件设立的制度.在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中,我国立法机关拟增设这一制度.尽管从长远看,设立这一制度可能是合理的,但从《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这一制度的规定看,目前设置这一制度的条件仍不成熟.设立小额诉讼制度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仍不充分,《草案》对这一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强制适用和一审终审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限制过大,严重弱化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并可能进一步加剧诉讼实务中的强制调解,降低裁判的品质.因而,此次修订民事诉讼法不宜急于规定小额诉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

为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现就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代表人诉讼制度评析

我国1991年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确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但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案件,却多以分开立案合并审理的方法处理,没有达到代表人诉讼的立法预期。学界批评不断并寄望于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得以改进,但是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对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任何的改动,当事人诉讼观念的进步,才是制度落实的根本动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

为提高诉讼效率,确保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有关规定,现就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有关问题规定如下: 一、各类案件的审理、执行期限 第一条 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刑事公诉案件、被告人被羁押的第一审刑事自诉案件和第二审刑事公诉、刑事自诉案件的期限为一个月,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期限,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两个月。有刑事诉讼法第一     

《民事诉讼法》修订对海事诉讼的影响

针对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中创设和完善的诸多程序制度,首先简要探析了海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的海事诉讼立法已无法满足实务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对海事诉讼法律适用产生重大影响.继而论述民事诉讼法与海事诉讼法是普通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并着重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订对海事诉讼的影响,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益诉讼制度、诉讼保全制度、域外送达制度和其他新规定对海事诉讼的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影响.     

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现实困境及应对——以重庆法院为例

小额诉讼程序是《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新增设的一项诉讼制度,是我国民事审判在价值层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限的司法资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回应,但由于其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诸多困扰。通过对法院审理的小额诉讼案件情况进行梳理,并分析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价值、适用现实困境及形成原因,才能解决日益高发的小客诉讼纠纷,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效率。     

有序与效率:日本民事诉讼“计划审理制度”介评

公正与效率是当今各国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根据《司法制度改革最终报告》的建议,2003年7月改正后的日本民事诉讼法新设了计划审理制度。这一制度强调诉讼审理应当有计划地推进,在大致确定判决宣告时间的基础上,对诉讼各个阶段的进程作出合理的安排。作为该制度运作的前提整备,2003年的《日本民事诉讼法》(改正)还扩充了提诉前的证据收集程序,导入了提诉预告通知制度;此外,为进一步强化具有专门化特点案件的审理,创设了专门委员制度。上述制度的设立,保证了计划审理制度的顺利实施。计划审理制度除了具有实现诉讼审理的妥当与迅速化的本来机能之外,还有助于实现程序的“可视性”与“透明性”的效果。     

民事诉讼中止事由的制度调整

进行中的诉讼程序是否中止,关系到当事人双方的重大利益,也关系到法院审理的效率。正确地规定诉讼中止的事由,对于合理地运行诉讼中止制度,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分析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事由的制度规定,可以发现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其缺陷不仅体现在中止事由的区别方面——没有区分当然中止与裁定中止,而且在法定中止事由的具体规定方面也有缺失和不准确之处。这种缺失一方面是由于对诉讼中止制度的细化缺乏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实体法以及中止的法理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诉讼中止制度需要在法律效果以及若干程序制度的构建等方面进行细化完善,使得诉讼程序的中止以及诉讼程序的恢复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     

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对于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设置了专门的条款即第112条规定恶意诉讼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恶意诉讼的主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主观上存在共同损害的故意,客观上存在共同损害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之规制仍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规定了恶意诉讼之责任,而没有设置恶意诉讼事前规制机制。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立诉讼承担制度而实现对恶意诉讼的全方位规制。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论作为高层次伦理规范的正义

正义是古往今来人们所憧憬所讴歌的景状 ,从柏拉图到罗尔斯 ,西方学人叙说了数不清的关于正义的见解 ,既贡献了种种经典性论说 ,也使正义成为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正义实际上不是虚玄的事物 ,它也像法和道德一样 ,是为社会生活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规范 ,不过不是普通的规范 ,而是高层次伦理规范。正义对主体的精神和行为都予以调整。正义不取文本形式 ,不是明文记载的制度 ,而是以观念化的形态存在于人的头脑、心灵、社会舆论和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中。正义是人们无法捧读的 ,但它却像时间一样 ,时刻就在我们身边。正义是伦理规范体系中规格和境界最高的规范 ,它以一系列美德或善为其基本内容。正义要求个人具备公平、公正、公道、正直、合理的美德 ,要求国家和社会体现自由、平等、安全这一类善 ,而法如果与正义结合便成为良法。正义的强制力比法更深刻 ,它以理性为强制力量 ,不以国家强力和法定程序保障其实现。正义的触角或统辖范围远远大于法的范围 ,它是关涉领域最广、时空跨度最大、尤具普适性的社会规范。在迄今衍生的形形色色正义理论中 ,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学说 ,影响尤为深远。正义具有绝对和相对两重性 ,是绝对和相对的统合 ;具有主观和客观两重性 ,是主观和客观的统合。正义是以具体的形式     

论诉讼程序的转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认罪答辩程序和普通程序基本对应了由轻到重的案件,而且各种程序都有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然而各刑事程序的转换是单向的、有限的,这既不能体现司法实际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正和效率.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基石,立足于刑事程序的多样性,要求在不同的程序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连接三种程序,保证三者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亦需在转换后的审理方式、审判组织、审限等方面进行明确.     

试论执法公正

“执法公正”是指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和结果遵循和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现阶段,我国更应强调程序公正。实现“执法公正”需要从完善立法、提高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与执法水平入手。     

论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主要指的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不公正的司法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司法;公正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树立程序公正的意识;确立既判效力理念;完善法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论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若干正义要求

"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毫无疑问,刑事诉讼简易程序追求快速实现正义。但是,效率和正义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探求一条既能保证效率同时又能保证正义的途径。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An Evolution

The origins of the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and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in general go back 150 years, but the U.S.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1967, along with subsequent panels and commissions, added urgency and specificity to the work to be done to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of crime.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used to shape and evaluate specific policies and programs when the statistics are timely, accurate, and relevant to the decisions being mad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or evaluation.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on crim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justice system can provide for informed decision making and more insightfu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is article, I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s and evolut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 in light of the changes affecting the justice environment and propose future work.     

法律论证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裁判困境及其反思

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及以对话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论证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对此也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和探索,重点是强化庭审功能,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尤其强调裁判理由阐释及论证,要求法官必须公开其心证过程。但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实质公正仍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官适用法律存在多重困境,法律论证过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仍应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为基础,同时应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     

论国际商事仲裁价值

公正与效率构成国际商事仲裁价值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二者的矛盾统一构成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内在张力和推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完善的动力.公正价值应通过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宏观结构、中层结构和微观结构展现出来;效率价值分化为仲裁规范的静态效率和仲裁活动的动态效率,应合理搭配二者以使效率价值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公正与效率的冲突与衡平决定了国际商事仲裁必须合理配置二者的关系,并采取效率相对优先的位阶模式.     

法经济学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法正义性分析

正义历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但其从来都不是空洞和抽象的,需要用具体的方法和标准对其进行诠释和分析。在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的今天,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监管法的正义性价值目标进行分析和诠释,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体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深远。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金融监管法正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