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海明威

<正>我出生于1922年,今年(2009年)已87岁了。回首一生,我曾邂逅过不少名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记忆。在西班牙接待台湾名人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西班牙陆军大学就读期间接待和接触过一些名人。首先到西班牙访问的是陈立夫夫妇。陈立夫到台湾后,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感到痛心和灰心,决定不再过问政治,便跑到美国纽约搞实业,办了个养鸡场,不料养的几万只鸡因鸡瘟死光了,他十分沮丧,于是他到西班牙散心,并要我接待陪同。一天,我陪他玩到深夜,当我把他送回饭店时,他留我住下,夜半,我一觉醒来,见他仍坐在对面的床上,我问:"陈先生怎么还不休息?"他答道:"人老了总会这样。"     

电影局新来的局长

从演员、导演到局长 他很忙——上午开会,下午审片,明天去上海,只能挤出午休时间来接待我。 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刚吃完午饭,正和两位四川来的客人交谈。坐在一旁,我把目光对准了他:魁梧的身材,爽朗的谈吐,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看不出有多少局长的派头,更多的倒是艺术家那种潇洒、明睿的气质。 他确实一直在从事艺术工作。1961年,他从四川     

把全面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李先念主席访问南斯拉夫

贝尔格莱德专电中国和南斯拉夫是两个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李先念主席刚刚结束的对南斯拉夫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既体现了中南两党、两国亲密友好的新型关系,又具有继往开来,把两国全面合作关系推向新的高度的重要意义。类似的斗争经历和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中南友谊有着特别深厚的基础。承蒙主人的周到安排,李先念主席从参观游览铁托同志生前长期居住和工作过的布里俄尼岛开始这次国事访问。他一到首都贝尔格莱德,就前往铁托同志墓地敬献花束,以表达     

心上的树

(一) 三月底,正是中原大地麦苗返青的时候,我从兰考绕道宁陵,专程去探望人称老坚决的林业劳模潘从正老人。一个月前,他的孙儿潘园林曾写信给我,说他爷爷听说我要去河南,希望能再到宁陵看看。老人的心意我是理解的。这位把一生的心血都浇灌在植树造林上的老人,算来,今年已经是八十四岁的高龄了。 那天,老人夫妻俩听说我要去,一清早就从苗圃回到家里,张罗着在家里接待我。当我走进他家的院子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时,我看见老人极力想直起那早已累弯了的腰杆,仰     

婚与爱不是100比100

在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女的时候,心目中的爱和婚姻是那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式的。家政课上,老师让我们设计完美的婚礼和婚庆接待会,包括婚礼最后抛撒大米,新郎新娘乘坐豪华轿车缓缓离去,就像电影中那样,俊男靓女终成眷属,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现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立志成为一名护士。我忘记了婚姻,把它抛在脑后,因为我要救死扶伤,四处游历。然而两年后我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他来自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过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不能是农民或者奶场工人。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这样保证安全

“请把相机留下”.当我走进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下称埃塞航空公司)总部大楼时,门卫这样要求着.“我是来采访、摄影的,事先已有约会”.我表示不乐意.“这也不行.这是我们的安全制度规定的,照相机不能带进大楼.”门卫很客气地解释道.正在我们交谈时,接待我采访的销售部经理马科宁从门外进来.他同我寒暄后,就     

激励我永远前进的榜样——熊元启

我和熊元启同志在一个科,他当科长,我当副科长,桌对桌、面对面工作了二十个月。他辞出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早晨上班走进办公室,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对着他生前用过的办公桌静默一会。是等候?是期侍?是怀念?还是探讨问题前的自我思想准备?都是的。但,我再也不能和老熊一起直来直去地交换思想、交流心得,商量工作、总结经验了! 我比熊元启同志大十岁,相处中却习惯称他老熊,把他当成我的良师益友。说来惭愧,我这个“老政工”竟是老熊调仪表厂后的第一个工作对象,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正是从我受到他教益的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老熊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初正式到宣传科上班的。听说他来当科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轻松之感。不,应该说是一种解脱之感。我觉得来了一个强手,     

真正的上帝是人们的爱心

上个世纪初的一天,在美国的一座小城,有一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儿手里捏着1元硬币,沿着街道边的商店一家一家地询问:"请问您这儿有上帝卖吗?"店主要不说没有,要不理他都不理。天快黑时,第29家商店的店主接待了他。老板是个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的老人。他笑眯眯地问男孩:"告诉我,孩子,你买上帝干吗?"     

为人类的明天拼搏——访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

再次瞻仰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二十五年前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曾访问过它。当年作家的夫人拉伊萨·帕尔弗列夫娜还是馆长,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对我们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九三六年去世前一直十分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他的床头上总挂着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每天都要求秘书     

对一个史实的商榷

编辑同志: 读了《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上于光远同志的文章《从世界和中国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革》,我感到颇受启发。但文中说,“斯大林有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他要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他建立起来的模式,……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又说,“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宣布铁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是由此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说法同史实是有出入的。     

试论企业党委工作的主体格局

根据近几年来的实践,我认为,现阶段企业党委工作的主体格局可用三句话来概括,即:抓各项工作的时候,要把经济工作作为重点来抓;抓经济工作的时候,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来抓;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要把党的建设作为主心骨来抓. (一)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企业中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开展,服从并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这是由社     

良医五十春——记著名中医学家朱良春

桃李满园 去年暮春,我在南通抗衰老研究中心参观时,见到一位神态安祥的大夫默默地为大家号脉,轻声询问来访者。我原以为他是中心的一位普通中医,后经介绍方知,他是原南通市中医医院院长、现任抗衰老研究中心顾问的朱良春大夫。他七十有三,行医五十载。抗衰老研究中心的药膳和部分药方就是根据他的虫类     

一个有魄力的乡团委书记

辽宁省本溪县高官满族乡团委书记田福坤,中等个,大眼睛,留着小平头,眉宇间含着一种刚毅的神态。虽然他的装束与城里人相同,但一看他那黝黑的脸膛,就知道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青年。 去年五月,田福坤光荣地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八月参加了团中央召开的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他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个人受到团中央的表扬。 二十八岁的田福坤,当过兵,千过烧窑工,担任过社办厂的团总支书记,搞过治安工作,还当过乡建房办的主任。 “说来也不怕见笑,我是毛遂自荐当上乡团委书记的。”田福坤不好意思地说。他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他的这段经历。田福坤所在的乡位于本溪东部     

德国承认克斯两共和国前后

波恩专电 1月15日,德国特使克莱伯尔在萨格勒布和罗布尔雅那同克罗地业和斯洛文尼亚两共和国分别签订了建交议定书,把当地德国总领事馆改成了大使馆。德国作为一个西方大国,率先对南斯拉夫的这两个共和国采取的外交行动,引人注目。 关于如何调解南斯拉夫内战,尤其是要不要及早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共和国,     

把心掏给农民的供销社主任

在山东聊城,有一位被当地人民称为“把心掏给农民群众”的人。他就是全国商业战线劳模、冠县烟庄供销社主任、共产党员——赵西玲。 6年前的盛夏,一个业不抵债的“空壳社”的担子,搁在50年代就开始办供销社的赵西玲肩上。那时烟庄供销社库存商品90万元,有问题的商品占了90％,企业连年亏损,班子软,职工思想涣散,有些职工甚至是“吃社”,从“社”身上挖肉。供销社不仅是“空壳社”,更可伯的是把“扁担精神”、艰苦创业精神丢了。赵西玲发现这些问题后,认为只有把“办社为农民”这个“社魂”招回来,烟庄供销社才有希望。 烟庄供销社处在县城大城镇之间,西靠冠县县城,     

落井不下石

夏天，我随团去日本，导游田中接待了我们。北海道退了潮，羽中领着我们去海边，那里聚集了很多正弓着腰捡鱼的人。大家来了兴致，也加入其中，你捡一条三文鱼，我抓一条金枪鱼，很快便捡满了一桶。歇坐在一边，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如何把那些活鱼制成一顿美味盛宴。     

一张购粮单

假期巳满,仓库保管员秦金朝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他要在傍晚赶回工作单位——河北省赞皇县清河粮站。天已黄昏,空气闷热。金朝放下自行车,立即接班工作。他坐在桌旁,桔黄色的灯光洒满室内。他把回家四天粮站购粮留下的购粮单拿来,一张一张地翻阅,忽然产生了疑问,在麦收后的一个多月里,收购议价麦才五千斤;而我回家只四天时间就     

公理的胜利——记“巴尔干刽子手”的引渡

贝尔格莱德专电 二月十二日晚,南斯拉夫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首先播放了美国政府把战犯安·阿尔图科维奇引渡给南斯拉夫的消息。《战斗报》称二月十二日这一天为“历史性的一天”,因为长达三十五年的一场斗争终于以公理战胜邪恶而结束了。 另一个希姆莱 阿尔图科维奇何许人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图科维奇被称为“巴尔干的刽子手”,南斯拉夫     

眺望江海

<正>南通离上海不远,似乎就是一江之隔。少年时代去过一次南通,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坐船,航行一夜,第二天早晨到南通。在雾色中乘坐自行车经过市区,没看清城市的容颜,感觉那是个安静沉稳的小城。那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去南通是陪外婆看望遭难的舅舅,来去匆匆。南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是南通人说话的声音,和我的家乡崇明岛似乎同出一脉,入耳颇有亲切之感。     

“做沙发的”和“坐沙发的”

我是做沙发的，当然也坐沙发。我的生计、事业都和沙发紧紧捆在一起，所以我用自己的名字把沙发社命名为“长虹沙发社”。